张国刚讲座「学林|张国刚何兆武先生的作品有三个特点」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张国刚

看人看事，眼光锐利，观察明敏

何兆武先生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工程师，他与几个姐姐都是清北（西南联大）学生，本人百岁高寿，清华名师，这在中国动荡变化的那100年，应该说属于人生赢家。连续三代都是文人，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司马光曾祖父以前也都是农民，祖父以降才有功名。可是，何先生却常说自己属于毁掉的一代，既是谦卑，也说明他“检点生平未尽心”。也许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

我自己感觉到，何先生并不是那种世俗目的很强烈的人，而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这从他在西南联大读本科和研究所如此频繁转换专业可知。开始学工科，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然后受到同学的影响或者因为个人阅读兴趣，就随便改换专业，硕士学位也可以不要，一则是因为他有才气，学什么都能进入，二则也表明他不是那种精于算计、患得患失之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名士派头。一个人能够彻悟到“人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其处世态度一定是洒脱的。而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有性格因素，有修养原因，也包含着人生阅历与经验。

从《上学记》看，何先生看人看事，眼光锐利，观察明敏，与平日的一团和气很不一样。平常谈话，他会故意把自己弄得“俗气”一些（比如美国人挣钱真多，写文章还有稿费之类），从来不显示自己如何清高，符合道家“和光同尘”的境界。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为人处世，也是温润如玉。二位百岁何老的共同点是：心中事事通明，行为处处谦恭。这样看似“表里不一”的人生态度，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人生难得糊涂”吗？难得糊涂的关键是“难得”，也就是说，难就难在虽然对世事通明、人情通达（并不糊涂），却以糊涂处之！也正是难得糊涂，才成就了他们于嚣嚣尘世仍保持“康宁”（词出《尚书·洪范》）心态的福寿人生。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

作品有三个特点

何兆武先生的作品，据网上传的目录，各类论著有20多本（大约重复编选的不少），译作20多本。我手头有几本他早年签名送给我的书，近年的书是我自己买的。他的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偏重思想性短论，不作繁琐考证或引经据典；二是文字深入浅出，没有西式长句和翻译腔；三是内容偏重西学，包括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与中西交流。

现在的学术评价，要求学者在青壮年时期做出一些扎实的学院式研究（德国人说一本书得有500个注释；周一良先生看书先看注释和征引资料），取得本行业的入场券。然后获得荣誉和职称，然后成为“老教授”。如果这期间担任了行政职务，更是相得益彰（取《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意思）。于是就应邀出版随笔、短论，俨然大家了。可是，何兆武先生的学术道路不一样。

何兆武先生真正进入体制性学术研究，是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编纂，当时35岁，通常是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的年龄。然后就是一次次的运动，无法做沉潜的研究。“文革”结束以后，离开“诸青”（笔名，指诸位青年。——笔者注）的身份，先生已经不是学术盛年，他告诫学生做学术研究要趁年轻时努力，不仅是夫子自道，也符合学术人才成长的通常路径。但是，先生从少年时代、在大学时代，不管而后如何岁月艰难，一直保持了阅读与思考的习惯，加上天资颖悟，他有满腹经纶需要陈说，无法写高头讲章，乃用短论、随笔、演讲等形式发表出来。

根据我的学术观察，现在有一些书籍和论文，只是在文章架势和注释体例上，看起来很“学术”，其实学术含量很低。内容东拼西凑，既不通俗，又无创见，只是注释、引文很像“学术”的样子。如果再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说法，更可以引起媒体的喧嚣。这样一些所谓的论著其实是欺名盗世之作，反不如何先生一些短论，通俗而有洞见，能给人以启发。比如，吕思勉的几本大部头断代史（先秦、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用文言写来，看起来只是叙述平常史事，但是真知灼见自在行文中。何先生的短论，没有繁琐征引，也不拉开架势论说，但只言片语，自有天地也。

译作大约有三类

何先生曾获得翻译界的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我看何先生的译作，大约有三类。他最早翻译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初版于1964年。这是何先生领衔翻译的，也是他译作中唯一的一部“大部头”，上下册共1000多页。我推测这与当时他在协助侯外庐编写《中国思想史》有关。罗素的这部书不是纯粹的西方哲学史，而是特别注重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他自己在序言中就说要注重思想与时代的互动。该书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借鉴。罗素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持反对立场，获得中国高层的认可。据说这促成了罗素《西方哲学史》的翻译。我认为，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何先生说，翻译首先要读懂原文、理解原著。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先生领衔，自然要负全责，另外二位合作者并非学者），奠定了何兆武先生对西方哲学与思想的知识基础，使他能够把握西方思想的学术系统。虽然他曾经读过哲学系，但是他对西学的把握，更多涉及的是思想文化史，而不是狭义的哲学史。罗素此书对他是有影响的。

何先生第二类译作是代表西方思想与哲学精神的著作，包括启蒙思想家卢梭、孔多塞、帕斯卡尔以及后世的文化大家罗素、房龙等。第三类翻译作品就是所谓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包括编译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和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这些译作的选取不一定都是何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者有什么成体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他要做一个“盗火者”，他想把一些有益于中国思想启蒙和现代化理论建设（包括历史研究理论）的西学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