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朝鲜影片摘苹果的时候当年受到热捧片中姑娘羞容迷倒观众」

文革开始后，朝鲜电影也在中国大陆停止公映，一直到1970年再次开始放映朝鲜电影。当年有两部朝鲜电影译制完成。

而《摘苹果的时候》是1971年引进的朝鲜电影，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朝鲜电影，在当时引起了一种怎么样的轰动，又在中国的青年男女心中，引起了怎么样的骚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

因为这部电影里的美丽的农村姑娘，以她们的在中国电影里已经绝迹的娇羞的表情，掳获了中国观众的心。

文革期间，中国女孩最被推举出的形象标志，就是一种铁姑娘类型，膀大腰圆、面膛红黑的女性形象，一度时期，成为中国电影中的流行状态。

而朝鲜电影里的娇娇滴滴的、亭亭似月的女孩形象，犹如一股清风，给中国观众以巨大的惊诧与惊愕。

这一部电影，大致在1971年9、10月在中国放映。据柳迪善著的《新中国译制片史 1949-1966》（2015年版）中写道：

——《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编年纪事》也有相关记载：“1971年10月，朝鲜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在省会武汉市上映掀起‘苹果热’，从而也改变了以往观众对朝鲜影片的印象。”可见，朝鲜电影在中国不受欢迎是较普遍的现象。因此，观众在1958年、1962年、1963年朝鲜电影周期间反应冷淡，以至上映情况惨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摘苹果的时候》在国内公映的时候，立刻引起了“苹果热”。

当时的《人民日报》也罕见地发表了一篇电影评论，评价这部电影。刊发的时间是1971年9月17日，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朝鲜彩色故事影片《摘苹果的时候》观后”，作者署名为“解放军空军某部，长空”。

文中写道：“影片通过描绘以贞玉为代表的革命群众，用革命的先进的思想同作业班长的保守思想作斗争，热情地歌颂了朝鲜人民丰收不忘节约、胜利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

这位作者是谁？

“长空”显然是一个笔名，后来这位作者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集，收录了这篇文章，不过，文章的标题改成了一个比较恬淡的文章名：《丰收不忘过去》。

这个作者名叫：张芬之，后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新闻出版报》的部门领导一职。

当时的电影，能在《人民日报》刊发影评，待遇是相当不错了。那个时期的《人民日报》没有副刊，刊登文艺评论，完全没有规律，几乎没有什么刊登散文、诗歌的版面，只是不定期地发表一些电影、文艺评论。

我们看一看当时观众对这个电影的追捧的盛况：

在容尚谦著的《恰同学少年》（2016年版）中，写道：“按照在中国放映的时间，《摘苹果的时候》要早一些，但我看《摘苹果的时候》是在《鲜花盛开的村庄》之后，那是在广州的影院里看的。看了以后不能自己，如醉如痴，很长时间都沉浸在剧情中。《鲜花盛开的村庄》是黑白片，《摘苹果的时候》是彩色片，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摘苹果的时候》。在广州探家期间，只要没事，我就会钻进电影院去看，有两次还拿着弟弟尚诚的学生证混进学生专场去看。那时，广州电影院一场电影票价是1角5分钱，学生票只要5分钱。我清楚地记得，《摘苹果的时候》我看了7遍，《鲜花盛开的村庄》我看了6遍，只要影片的音乐响起来，我的心就莫名的愉悦起来，忘掉了一切烦恼，我想要的，也就是这一刻的放松。”

《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评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肯定是注重了电影的高昂的内涵，而观众就不同了。观众的目光，盯的是人物，是演员，看的是媸妍的容貌，而现在观众留下的记忆，无一不是在这里驻足、驻目、驻留。

在《凤凰卫视总监手记》一书中，作者记述了他对《摘苹果的时候》的特别的情感，集中在女演员身上：

“当我们血液中开始涌动青春激情时，《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和《摘苹果的时候》中的女主角一时成为我们梦中追寻的偶像……”

这不是偶然的崇拜情结，我们再来看看当时其他观众对电影的感受。

在陈国强主编《记忆——沙洋“五七”干校》（2013年版）一书中，收有《江汉平原》一文，作者署名为：茶渍酒痕，其中写道：

“《摘苹果的时候》里面的女主角一笑两酒窝，是美人呢!我最喜欢看她了。”

在维一所著的《路爷》（ 2004年版）一书中，写道：“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过北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不免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绝对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

在方掬芬所著的《漫长的童年——方掬芬回忆录》（1986年版）一书中，写道：

——记得还有一次，是看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我们走了好几里地，带着小马扎儿，来到一个叫“二米”的村子，坐在广场上看着。一会儿停电，一会儿又来电了，如此三番五次，看看停停，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这个电影看完了。我们看后非常兴奋，一点也不觉得困。因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东西可看，偶尔看个电影，不是“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真让人看得受不了啦！能看上《摘苹果的时候》简直新鲜极了，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啊！为了看这样一场电影，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方英文所著的《群山绝响》（2018年）一书中，写道：“有一次放电影，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师生们很奇怪：怎么朝鲜的苹果结得那么多，又那么圆、那么大呢？虽然是黑白电影，却不难想象那些苹果是多么红艳。而那些摘苹果的女人呢，看上去又漂亮又贤惠。只怪电影是黑白的，否则一定能看见她们的红脸蛋儿，粉白柔嫩的胳膊肘儿。”

《摘苹果的时候》里的朝鲜姑娘确实美不胜收，那么，她们美在何处？

这就是东方姑娘的那种娴静娇羞之感。

而这种状态，在当代中国的女演员身上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那么娇羞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可以从《摘苹果的时候》里看到端倪。

女孩的娇羞，在影片中，那就是她会低眉顺目，不直面观察对方，一般会通过低眉，或者扭脸，来回避对方目光的灼烧，但是，她们的眼睛，会斜过来“目挑”，形成娇羞状态下她们的灵魂动态的展示。

影片里的姐姐桂玉，被当时的中国观众赞不绝口，对她的美貌称赞有加。影片里的女孩娇羞状态大多数体现在她的身上，而妹妹贞玉因为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相对而言更阳光一些，影片里的姐姐一心扑在自己情感世界的建设上，对社会劳动并不热心，所以，电影里把一个女性的本色代表，都赋予了姐姐桂玉这个角色。

在程小莹所著的《与青春有关的女人》（2012年版）一书中，特别地流露出对这个女性风韵十足的姐姐桂玉的心仪艳羡之词：“我要说的是，姐姐桂玉很漂亮，在我心里，姐姐桂玉是朝鲜电影里最漂亮的女人；还有她的声音，向隽珠配音，那种甜美的嗓音，是女子的细软。一种温婉而晕眩的光环，性感地用声音来表达。每次看到姐姐桂玉，和听到她的声音，我都紧张地瞪大眼睛，沉重地呼吸。

“我不知道演桂玉的演员叫什么，只知道她叫桂玉。我在其他朝鲜电影里，寻找姐姐桂玉的身影，捕捉她的声音。桂玉在《劳动家庭》里是二儿媳；在《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是‘社劳青’书记——她在接受记者采访，讲述这个村庄是怎样从贫穷落后改变为如今鲜花盛开的过程。”

桂玉的美丽，就是她的羞态。

影片开始，她来到男友的母亲处，看到有一个男人来了，她都躲到未来的婆婆背后，那一副低眉顺眼的表情，从指缝里对男人窥测的神情，精准生动地把一个未过门的媳妇的羞怯情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后来见到自己的男友，更是低垂下头，不敢直视对方。

所以，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里是绝无仅有的。

相对而言，影片里的妹妹贞玉落落大方，展现出阳光般的笑容，因为笑容太过阳光，也就少了亭亭如月的女孩的娇羞，这样，整个电影里的姑娘们的美丽主要集中在姐姐桂玉身上。

姐姐桂玉代表着女性的本色的美丽，但是与时代的要求是有差距的。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团队里，一个只顾着自己个人情感、展现出女性最原初本色的女孩，是要受到时代的抵触的。

而对桂玉的这种私心予以撞击的，恰恰是她的妹妹。

这也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思想交锋。在当时的影评中，高度赞扬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对个人主义的冲击，而现在看来，观众的视角注目点，恰恰聚焦在影片里的带有负面能量的人物身上，她的身上透露出的浓烈的女性情怀，虽然在电影里，是一个被抨击的对象，但是观众的眼睛，却偏偏情有独钟于她。

这样，在影片里并不完美的、满足于个人主义私欲的姐姐，反而在观众眼睛里成为最美丽的一个。

这是否是一种独特的异化？一种文艺传播的输出之路与接受之径之间的阴错阳差？

好在影片在最终，桂玉重新回到了集体主义的大道上来，抛弃了个人的情感天地。影片里的她的男友，也帮助她资助了农村最需要的生产设备，一场小小的纠结与冲突，以皆大欢喜而告终。

中国电影的女孩羞态，比较完美的呈现，我们可以在六十年代的电影《红旗谱》里看到吉光片羽。

片中的农村女孩春兰由俞平扮演，她在影片中，把女孩的那种娇羞的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

而她的娇羞演绎的路径，与朝鲜电影里的女孩们的羞涩情态如出一辙，那就是不敢正眼瞧人，而用眼睛的余光，与外人的目光接洽，活灵活现地把一个小女儿的羞滴滴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到了文革期间，俞平再次出演了影片的女主角，在《芒果之歌》里扮演的中年妇女，已经全无小女孩的那种楚楚可怜的情态，完全是一副女汉子的神情。

与此相对照的是，朝鲜电影里还遗存着中国电影里灭迹的女孩的吹弹得破的娇羞表情，自然引得中国观众的私下倾慕了。

这种女孩的娇羞后面的魅力，在钱钟书的《管锥编》里有专门的论述（874页）。他将这种“如即若离、亦迎亦拒”的情态的文学之源，归之于宋玉《好色赋》里的“意密体疏”的一种现象，就是女孩在心里有着浓情密意，但在形体上，却是疏远的。对应于电影里的朝鲜女孩的表现，就是这个女孩，明明对男友是非常有好感的，但是，形体上她却是抗拒与回避的，显现出一种“体疏”的隔阂状态。

而这些朝鲜电影里的美丽女孩的剧照，如果在一个中国观众的隐秘之处发现，还会被认为是道德缺损。

我们可以在许子东所著《许子东讲稿卷3：越界言论》（2011年版）中看到，《摘苹果的时候》里的美女照片，曾经毁了一个先进青年的名声：“成品组的老陈在我看来，应是最典型的工人阶级了。工作负责，从不计较，态度温和，也不讲粗口，几乎找不到什么缺点，平时甚至也很少说话。但是最后，他也令我失望了——有青工在他工作服里发现了八张女人照片，都是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的剧照，花红柳绿的，哎，这怎么能叫‘先锋队’呢？”

可见，《摘苹果的时候》这样的电影，在电影院里可以看，但如果私藏电影里的剧照，那就是“怀璧其罪”了。

本质上，女性的美，在当时的那种情态下，还是可以公共地欣赏，如果私下里的珍藏，就会被扣上道德质疑的指责。

而《摘苹果的时候》里另一段被中国观众念念不忘的一个细节，就是电影慨叹了时光的飞逝，让人增添了无尽的惆怅之感。

在徐文斌著的《心中的鹊桥》（ 2004年版）一书中，提到：

“上星期，我们这儿初次放映《摘苹果的时候》，电影里的一段镜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宁静的月夜，色彩斑斓的果园，苹果树下坐着三个年轻的朋友，她们深情地回忆着童年，谈论着眼前的工作，畅往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转眼间，八年之后，这些女孩们栽下的树苗，开花结果，而她们也已经长大成人，长成了貌美如花的大姑娘，那些八年前觉得很遥远、漫长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之中飞逝了。电影里洋溢着昂扬情调的氛围，突然因为这样的时光浓缩，而给人一种慨叹好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怅惘。

而这也是农村的现实环境，给人一种缓慢而冗长的原因，自然的缓慢生长而收获的冗长等待都让乡村里弥漫着一种煎熬岁月的苦痛感，所以更多的人，才迫不及待地离开乡村，去逃避这种折磨人的缓慢对于人生的劫掠与催老。

《摘苹果的时候》放映的年代，朝鲜与中国一样，农村仍是一个核心的舞台，农村姑娘们可以说集聚了时代的精华，她们的身影，成为乡村舞台上的主角，而随着农村的边缘化，农村的姑娘们无一不是选择了城里的天地，到那里打拼成了她们的选择。她们的人生，也因此走向了另一条轨道。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看《摘苹果的时候》，同时会被一种愁怅充溢，电影里那一代人已经走向暮年，而他们的后代，也已经脱离了乡村舞台上的命运轨道，走入了一个新时空，去开始他们的人生。

乡村虽然美丽，但承载不了美丽女孩的人生，这就是乡村的现实困境吧。尽管如此，《摘苹果的时候》记录过一个曾经努力时代的努力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受到了金正日的指导，我们可以在金正日的讲话记录里，看到他对这部影片剧本的详细指点，包括增加组织的力量在影片中的重要性的点题。他的一句指导性的意见：“人离开组织，是什么事也是做不成的，”直接成为电影里的一句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