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是哪一年生人「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在那个时代文艺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在那个时代，艺人的社会地位不太高，并且文艺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千万长大别干这行（演员），千万长大别干这行。”

更何况，陈佩斯打小就顽皮，在学校里出了名的不爱读书，唯独爱捣蛋和打架。思想觉悟问题，让父母头疼。

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给他安排到全班最后一排，陈佩斯知道后，就和老师杠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 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陈佩斯挨了父亲一顿揍。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拍戏，这是父子俩一贯的交流方式。

其实，陈父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知名演员，因演反派“黄世仁”和“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户晓。

70年代，父亲遭到红卫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坏人，不然你怎么演坏人那么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所以你想，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与此同时，15岁的他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城市来到沙漠，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原本是北京养尊处优的少爷，变成了黄沙漫天里干重活的苦力，晚上窝在被窝里饥肠辘辘，挨冻受饿。

后来，陈佩斯的妻子回忆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到了1973年，陈佩斯还是决定从事文艺工作。他向家里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他给出的理由是——城里文工团一个月发45斤粮食，能吃饱饭。

陈父再三考量，决定让陈佩斯回来考演员。

但起初的演员之路并不顺利，陈佩斯的前几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无论是北京军区文工团，还是总政歌舞团，拒绝他的理由都差不多——这人外形太一般。

无奈之下，陈强只好为儿子去求《白毛女》中的老搭档田华。

那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陈佩斯作为“关系户”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那里，他认识了朱时茂。老茂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而且刚凭借一部《牧马人》名声大噪，拿奖拿到手软，还上了《电影画报》和《大众电影》的封面，是那个时代的“小鲜肉”。

相比之下，陈佩斯长相显得“很不雅”，鼻子大、眼睛小、“贼眉鼠眼”、“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这样的外形条件，让他一进来只能搬道具、拉大幕、打灯火、跑跑龙套。

这样乏味的日子过了几年后，陈佩斯开始对自己的演员生涯产生了怀疑——同年进来的人的都尝试了不同的戏路，只有自己因为这张“反派脸”一直辗转于流氓和土匪之间。

他琢磨，要实在不行就改做幕后。

他开始学习怎样做导演，为此他还自己编了一个稿子《十万火急》，最后厂领导都通过了，剧组都开始组建了，结果因为自己资历不够，更上面的大领导说没有30岁以下的导演，又给他撤下去了。

直到1975年，陈佩斯的人生才发生转机。

这一年，厂里排练话剧《万水千山》，这部剧因当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在当时极受关注。

陈佩斯和以往一样，仍然被分到一个跑场的匪兵。

但舞台上的陈佩斯灵机一动，给自己加了个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又被陈佩斯演绎得活灵活现，引起台下人的阵阵笑声。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回忆说。

发现他有喜剧天分的不只毓钺，还有台下的父亲。

父亲觉得演喜剧好，不看脸，还比演反派要安全得多，不会招来横祸，于是他鼓励陈佩斯发扬自己的优势，尝试走走喜剧这条路。

后来有人采访陈佩斯，他说父亲还说：“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陈佩斯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陈强出演戏中的父亲，这是文革之后，中国第一部荧幕喜剧。

有时候陈强就在场边看着，觉得儿子哪里演得不对，他就亲自下场教，他演一遍，陈佩斯跟着学一遍。

同时，陈佩斯也如饥似渴地吸取关于喜剧的一切。《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回忆道：“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就这样，在父子一起努力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谁也没想到，《瞧这一家子》让陈佩斯一夜成名。1981年，陈佩斯出演《法庭内外》，又火了。

直至后来1982年的《夕照街》，陈氏父子的喜剧电影变得家喻户晓。

1984年，《吃面条》火了后，陈佩斯从喜剧电影转向小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后，陈佩斯在《卖羊肉串》中扮演一个新疆人，他贴了一副假胡子，把一位摆路边摊的新疆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9年的《胡椒面》和1994年的《大变活人》，陈佩斯两次在春晚舞台上光膀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春晚上光膀子的小品演员。

1990年，在《主角与配角》中，他为了当回主角，在朱时茂面前耍尽了各种小聪明，不停捣乱，把“小人得志”表演得淋漓尽致。

后来朱时茂回忆，别看他们在舞台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台下关于每一次包袱的争论都是一场战争。“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正是这股固执，让陈佩斯总能将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台。很多人说看陈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不浮夸，因为细品之后总有深意。

凭借着对喜剧的执着、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紧贴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陈和朱把小品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将小品带入一种别具一格的高级感。

陈佩斯还想把喜剧拍成电影，让喜剧走进更广泛的群众生活之中。

1986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八一厂，希望能得到厂里的支持，得到的回复是：八一厂不拍喜剧。

为此，陈佩斯萌生了去意。

八一厂舍不得这位好苗子，反复来劝了好几次，但陈佩斯去意已决，最后厂里威胁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 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令陈佩斯没料到的是，他低估了当时在中国拍喜剧电影的难度。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发现缺一个“名分”，就像如今每部电影开头都要标注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样，当时的陈佩斯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结果被人家当门拒绝。“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结果他心一横，决定自己拉投资，自己拍，可拍到一半他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这让他抓了瞎，当时国字辈的电影厂都不拍喜剧，后来又是父亲陈强出面，中影公司才收购了它。

《父与子》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每场票房都不错。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80年代，国内盛行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是影视作品的主流，喜剧是所谓的“非主流”。

但一脸贼笑的陈小二，却成了为数不多能在荧幕上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角色，只要他的电影一上映，票房就绝对数一数二。

之后，陈佩斯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自己独立投资、发行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只能自己拎着片筒四处求人。

“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比如票房偷瞒漏报、院线瞒大头报小头交零头——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陈佩斯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报40%。

他对此很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1997年，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上映，正好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撞到一起。

起初《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势头很猛，但5天之后莫名被主流院线撤下，安排放入郊区院线。同时《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陈佩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

多年后他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如何看周星驰这个人，陈佩斯说：

“周星驰的电影非常好看，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周星驰有他自己的魅力，不然怎么会叫星爷。” 随后记者又问到怎么看冯小刚的，陈佩斯只生硬地回应了两个字：“没看。”

之后冯小刚邀请陈佩斯参加春晚，再遭陈佩斯拒绝，只留下一句：“我是一个行得正，干净的人。”

关于陈佩斯“最劲爆”的新闻，发生在2000年。

那一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纸公文，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缘由是对方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出版发行的VCD光盘中使用了二人在历届春节晚会上表演的8个小品。

早在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们允许之下，私自发行售卖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前去讨要说法，却被几句话搪塞。

陈佩斯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其实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被侵权。早在1994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就用类似方式出版过二人的小品专辑录像带，当时二人也准备起诉，后来央视找人出面说情道歉，最终撤诉。

这次陈佩斯决定不让了。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他们依据规矩——他们的规矩，我们依据法律，所以觉得还是用法律来决定吧，看你们的规矩对，还是全社会、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对。”

2001年底，在全世界的关注下，陈佩斯和朱时茂胜诉。

“我考虑过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发声，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此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上过央视。

岂止是央视，任何电视台都终止了和他的合作，没有演出，没有广告，连走穴都没有，陈佩斯几乎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多年之后再发声，他坚称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曝光度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试问当今的演艺圈，有几个人敢说出陈佩斯这样的话？

很多人听说后很诧异，都不太看好，连话剧圈内的人都来劝他谨慎入行。“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 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

陈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经估算出大概要赔36万元，但为了把这些年来所总结的喜剧理论实践一下，他横了心还是决定要做。“我当时特意接了一个黑牛豆奶的广告，赚了100多万元，就是预备着填这个戏的亏空。”

北京公演之前，陈佩斯心里忐忑不安，还悄悄送了一些赠票给北京的高校，希望来一些“托儿”。他自己“老皮老脸”无所谓，只是怕场子人太少，后台演员们面上过不去。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2001年《托儿》横空出世，120场场爆满，观众多达17万人，一票难求，在当年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

当陈佩斯在全国巡演时，才发现话剧这些年在中国被“停滞”了多久——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而这也更激发了陈佩斯的决心，很快他又创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每一部话剧都能掀起一阵观剧潮。

其中《戏台》巡演3年之久，这部戏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大陆话剧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馆》。

2003年9月，《亲戚朋友好算账》在短短8个月里演出近60场。2004年，《阳台》巡演了70多场，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此后，陈佩斯把对表演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话剧上。

《阳台》里一场戏，他能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戏台》排练时，他把一个演员排崩溃了6次。

每一次演出，这边刚下场，他就拉着演员跑到后台讨论，哪儿需要修改，哪一步没走对，错了，立马排一遍。排完了，再赶下一场。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

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朱时茂曾问陈佩斯：“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整个人跟水耗子似的，也心疼他。“你去演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你干嘛非得吃这个苦啊？”

刘晓庆也劝过他：“现在喜剧综艺节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这些综艺一火，什么广告、电影，钱马上就来了。”

但这些话都被陈佩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样的钱能挣，但他挣到兜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