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台湾电影「台湾版活着道尽了70多年前从大陆跑到台湾后的生活」

今天讲一下王童“台湾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红柿子》，也被广大影迷看作台湾版的《活着》。

该电影上映于1996年，讲述了从大陆撤到台湾的一个将军大家庭的故事。

电影以《红柿子》为名，“红柿子”在电影中指代齐白石的一幅画。

柿子是齐白石最常画的题材之一，每“挥洒”之余，还总要题上“世世平安”一类的吉祥话，寓意世世祥和，更曾自喻为柿园先生。

但电影中的“红柿子”是被导演杜撰出来的作品，以“柿”谐音“世”。

画上“五世同堂”四个大字精准的点题，而整部电影也是导演在进行自我书写，表现历史骤变下的家庭变迁，最后政治和军事泯灭在寻常百姓家的柴米油盐当中，沉淀出一种温和有力量的乡土情结。

故事建构

在画面处理上，导演以黑白结合彩色的方式区分大陆和台的生活。虽然以政治历史为背景，但故事主要聚焦在一个家庭从移置到扎根的过程。

1949年国共内战白热化，国民党败退已成定论。

时任总司令的老王（这里是代称，电影并没有给出具体名讳）提前安排河南的家属坐船班迁往台湾，包括妻子、岳母、奶妈、10个孩子以及冯副官、大厨老杨和侍卫德顺。

由于战事吃紧，人流涌动，德顺抱着齐白石的“红柿子”与一大家子走散，最后只有包括妻子在内的15人成功到达台北。

电影以14分钟的时长表现将军家庭的外迁过程，黑白的胶片、忧伤的背景音乐让离家的旅途凄入肝脾，战争背景下的家破人亡被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进入台北后，电影画面变为彩色，这里导演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来表现台湾风貌。

将军一家到台后住进了提前安排好的宅院，开始进行安家的工作。

孩子们在台入学后与本土的学生产生了很多矛盾，大打出手，光原甚至被打成了熊猫眼，于是姥姥来到学校讲道理，在慢慢的相处中，孩子们逐渐成为了朋友。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守台湾。

王将军由于肩窝被炸伤，住进了高雄的陆军医院。

妻子在去医院看望丈夫前，把家里仅有的财物交给了外婆保管，并说“我们只有这些了”，表明将军离开战场后，整个家庭开始走下坡路，“谋生计”也即将成为到台后的主旋律。

家里的小孩儿众多，物资匮乏，但外婆总能把10个孩子安顿好，并且营造出一种浓浓的家庭氛围。

点子颇多的外婆常常化腐朽为神奇，把女婿照的X光片裁成写字的垫板；在教堂的修女那里弄到奶粉，做成奶粉馒头；把女婿的战功锦旗做成孩子们校运会的锦旗等。

虽然过程中惹出不少笑话，但外婆作为整个家庭的粘合剂，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王将军康复回家后，还没来得及适应耕作生活，就又接到了新的任务——撤回游散在大陆的国民党部队，于是再次离台。

而剩下的一家子人，由于生活逐渐拮据，冯副官和老杨开始卖煤球，王夫人则开始学习养鸡。

过了一段时间，王将军再次回到家中，这里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人物经历，但是王将军由军装换成了平民装束，而且在与夫人的对话中出现了“犯错”的字眼，这里暗示王将军仕途不顺，成为了彻底的老百姓。

身份的骤变让老王极不适应，他想帮忙擦鸡蛋却打破鸡蛋，想写字却被叽叽喳喳的孩子惹得心烦意乱。

在妻子的鼓舞下，老王逐渐找到了身份的定位，于是动用曾经在部队的关系买了四箱进口的红蓝铅笔，准备靠这些铅笔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但人走茶凉，物是人非，老王的铅笔没卖出去，同时王夫人又怀了身孕，家里的奶妈和冯副官偷情也怀了身孕。

好心的夫人在台湾为冯副官和奶妈举行了婚礼，并慷慨地给了奶妈一枚金戒指。两个人在大陆上都有家庭，一开始抱着在台几年就回去的想法，但政治局势下小人物身不由己，最后只得在台落地生根。

冯副官结婚后，老王将其安排到法院作法警，并为老杨谋了一个炊事领班的职位。不久，王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婴，也是这个大家庭的第十一个孩子。

生活的压力与日俱增，屋漏偏逢连夜雨，拖着一家人过日子的鸡因为传染病损失惨重，老王不得不将现在的房子租出去，然后举家搬到了乡下。

搬到乡下后的一家人意外碰到了当年走失的福顺，那幅齐白石的“红柿子”失而复得。

同时老王收到了联勤总部外侍餐厅送的牛蛙，一家人准备养一些牛蛙赚外快，不成想一个雨夜让池子的牛蛙全跑了，生意再次泡汤。

日子越来越拮据，老王便想到卖收藏的名家字画，但整体市场的不景气让字画有收藏价值无经济效应，最后专家被齐白石的“红柿子”吸引，以一万五的价格收走了所有的字画。

电影发展到这里也接近结尾，老王一家终于借中介找到了新的租客，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在椅子的空镜头、欢快的歌声、艳丽的寿衣，满树的红柿子下，送葬的队伍和军人行伍擦肩而过，外婆离开了人世，这个家也彻底扎根在了这片土地。

影片分析

“母亲”的意象在影片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电影以幽默又辛酸的方式，讲述了这个大家庭里女人付出的一切，怀孕的夫人需要另一个怀孕的奶妈帮助，肚子里孩子的安危始终牵动着观众的心。

作为赚钱养家的男人的“家庭角色”在电影中得到了改写和反转，一个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到了生活中成了二把手，分不清自己的孩子，做生意屡屡失败，处理不好家庭关系，仅靠着曾经身份的体面却换不来实质上的帮助。

导演在表现老王做生意失败时，设置了一个从公车上跌破嘴的桥段，这个桥段使“将军身份”大打折扣。

在之后老王为了生活对美军租客点头哈腰，既是对政治的暗讽，又代表了身份的完全流失。

电影采用一种生活流的方式，并没有刻意表现宏大的历史进程，而是以绵柔的情感记录一个家庭，特别是家庭中孩子们的童年故事，从细枝末节处表现战争的创伤、老一辈的乡愁和新一代的身份转换。

电影的开篇，导演表现军事基地里孩子们围在人力发电机旁找趣儿，在到达台湾住处后，孩子们的第一件事也是找发电机。

这里代表了长年的战乱影响下，孩子们童年生活的变质，因此到台后，导演肆无忌惮的描写童年的美好，这不是地域上的差异，而是和平与否的差异。

导演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描述这个现实主义的故事，老太太不愿意离开老家而躲在了柜子里，孩子们抓萤火虫，芭蕉叶上外婆的骑行，少年少女隔着电影幕布示爱，外婆在太阳下晒着鲜艳的寿衣，老顽童和小顽童半夜偷偷去电影院最后落水，这些桥段无一例外的勾勒出家庭的美好，未被丝毫复杂政治背景侵染的生活本色。

影片中的时间线路是不清晰的，导演没有明确时间的进度，而是通过长大的鸡、将军变白的头发暗示时光的流逝。

影片过半时外婆在阳光下晾晒自己的寿衣，影片结尾时寿衣再次出现。外婆落水是身体变坏的转折点，在接近结尾前，外婆收到外孙女送的手表，起身拨弄停摆的钟，这一切都代表着外婆的生命即将走进尽头。

政治隐喻

电影中设置了大量的政治隐喻，外婆第一次遇见教会修女时说“我不信你们的教”，但最后一次和修女说“谢谢天主”。

同时在将军一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修女给了他们大量的奶粉，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是美军给了他们租金。

将军回到家之后有明显的战场后遗症，他听到收音机的声音就以为是在放枪，看到木制的枪第一反应就是枪口不要对准人。夫人说他“半辈子都放在战场上，也没打出个名堂来”，孩子们说他“我宁愿他去打仗，也不要回来”。

将军门前贴着“反攻”的对联，但实则大部分退下来的人都靠着养鸡、养猪过活，唯一靠谱的经济收入还需要依附于美国人。

他买了四箱的红蓝铅笔，这里的红蓝铅笔是军事上作图标记之用，本想借原来的关系卖给公家用，但战争已然停止，红蓝铅笔也没有了那么大的需求，最后只能让外婆到学校去推销。

等将军终于能放下军旅经历隐入生活，而自己的两个儿子却去参加了激进运动。

面对两个儿子的危险行为，将军说“你们还知道回家，打你们不为别的，为你娘，为你姥姥，你们去爱国去正义，害得他们整夜没吃没睡担心你们，有本事你们带个头，写两篇文章，那才管用，先去跟你娘报个到”。

这里是个人立场和报告身份的反转，将军之前也是爱国正义的人，但逐渐被生活磨没了戾气；曾经是自己接受报告，而现在主动将一家之主的位子交给夫人。

但这里其实王将军还是对军事及政治保持着无意识的敏感性，他看到旗帜的第一反应是将其举高挂起。

电影中“福顺”的经历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痕迹和政治隐喻，他因为没赶上船班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战场上被美国兵俘虏但保住了“红柿子”。

战争结束后为了来台而在身上刺青，但在处处起疑心的环境里，福顺不得不因为身上徽少了两个角而大吵一通。

当外婆问他为什么身上有一条大大的伤疤，他说“印度医生开刀治胃病，差点没把徽开成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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