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被猪队友坑了「好文强推敌人之子德国猪躺卧通敌者的孩子们」

文 | [英]基思·罗威 译 | 黎英亮

摘自《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出版社 本文系 好文强推｜二战中 男人对德军情人们的疯狂报复：为了尊严 的后续 点击回顾

对“躺卧通敌”妇女的惩罚

孩子 无法回避的耻辱

如果说遍及欧洲各地的“躺卧通敌”行为需要证据，那么，因为“躺卧通敌”行为而诞生的孩子就是证据。在丹麦，有5579个孩子的法定父亲是德国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人隐瞒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在荷兰，大约有1.6万~5万个孩子的父亲据信是德国人。在挪威，这个人口只及荷兰人口的1/3的国家，有大约0.8万~1.2万个类似的孩子。在法国，这个数字大约是8.5万甚至更高。在被占领的欧洲，到底有多少孩子的父亲是德军士兵，总数仍然是个谜，但估计介乎100万个至200万个之间。

可想而知，这些婴儿降生时是不会受到所在社区的欢迎的。一段轻率的关系可能会被忽略、掩盖、遗忘，但一个孩子将会成为一名妇女挥之不去的耻辱标记，进而成为整个社区的耻辱标记。被剃光头发的妇女，可以安慰自己说头发很快会长出来。相比之下，一个孩子却无法回避。

杂种少数民族

在某些案例中，德国国防军士兵在当地留下的孩子，会被视为一种尴尬，最好被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例如，在荷兰，许多目击者知道，许多孩子刚一出生就被弄死，通常是被这些误入歧途的女孩的父母弄死。据推测，这种做法是为了保全家族“颜面”，但偶尔是公开的政治行动，由家族以外的人士执行，以恢复整个社区的名誉。例如，根据佩特拉·鲁伊格鲁克（Petra Ruigrok）的记载，在荷兰北部，有一个婴儿被抵抗组织成员从摇篮中抢走，摔在地上摔死了。

幸亏这种情形相当罕见，但这也反映出欧洲社会的强烈感觉，即战争期间德国父亲留下的当地孩子将会成为所在民族的负担。这种强烈感觉集中体现在《路佛特邮报》（Lufotposten）的社论中，这是一份挪威日报，它的1945年5月19日的社论写道：

所有这些德国孩子，肯定会成长和发展为挪威民族当中一个杂种少数民族。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肯定会好勇斗狠。他们没有民族，没有父亲，只有仇恨，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遗产。他们不可能成为挪威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他们的母亲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德国人。允许他们留在这个国家，相当于合法培养第五纵队。混杂在纯粹的挪威居民当中，他们将会永远构成动荡不安的因素。对挪威也好，对孩子也好，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生活在他们本来所属的国家的天空下。

研究挪威人对这些德军士兵留下来的所谓“战争儿童”的态度，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与其他国家不同，挪威在这方面的文字记载甚为丰富。战争结束后，挪威当局设立了战争儿童委员会，以考虑这些孩子何去何从。因此，一时间，这个问题在挪威得到公开讨论，这在欧洲各国当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个课题最近也得到详细研究。2001年，迫于战争儿童团体的政治压力，挪威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计划，考证这些孩子在战后被如何处理，处理方式对这些孩子的人生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弥补当年因为潜在不公所造成的伤害。这项研究计划的成果，成为时至今日欧洲各国针对战争儿童的最为完整的研究。

母亲和孩子将何去何从？

战后初期，挪威人对某些妇女和女孩的行为深感痛心。1945年初夏，数千名妇女被指控与德国人上床，她们遭到逮捕，被送入监狱和营地，光是在奥斯陆就关押了大约1000人。正如我们所知，她们当中许多人在解放时被剃光头发，有些人还被暴民公开羞辱。然而，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呼吁当局剥夺这些妇女的挪威国籍，将她们遣送到德国。这种行动很难说是正当的，因为与德军士兵上床并不违反法律。无论如何，负责审判战犯和叛国者的国家机构已经明确宣告，剥夺国籍不应成为惩罚方式。结果，放逐与德国人有染妇女的呼声渐趋平息。

然而，那些与德国人结婚的妇女，就没那么容易逃脱厄运了。1945年8月，挪威政府重新启用一条20年前制定的法律，妇女与外国人通婚者，自动跟随丈夫国籍。为了限定这条法律，挪威还通过了修正案，规定这条法律只适用于与敌国公民通婚的妇女，实际上就是指德国人。与挪威所有司法原则不同，这条法律具有追溯性。因此，几乎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妇女丧失了挪威国籍，尽管她们认为自己奉公守法。她们此时被称为“德国人”，因此她们可能会被遣送到德国，就连她们的孩子也一并遭殃。

决定德军士兵孩子去留的标准甚至更为简单。按照这条法律，战争儿童的国籍跟随其父亲。即使没有这条法律，这些孩子都会被举国上下的公众舆论直接视为德国人。结果，这些孩子也面临被遣送到德国的前景。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遣送行动不必考虑孩子的母亲是否被允许留在挪威。

自然而然，这种计划带来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多少人愿意反对遣返“德国”孤儿，但驱逐这些生母还在挪威的孩子，实在难上加难。1945年7月初战争儿童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会就奉命调查哪些法律需要改动，以驱逐这些孩子及其母亲。如果这种措施并不可行，委员会就要考虑其他措施，既能保护孩子免受充满敌意的社会的侵害，又能保护社会免受具有潜在危险的儿童群体的侵害。

直至1945年年底，战争儿童委员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仍然极具争议。一方面，委员会建议政府发起一场公众运动，呼吁当地社区接纳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委员会建议，如果当地社区坚持己见，那么孩子就应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挪威其他地区，甚至被送往国外。委员会同样建议，孩子及其母亲都不应被强制遣送；但委员会主席英厄·迪贝斯（Inge Debes）据说想把9000名战争儿童移交给一个奥地利移民代表团，显而易见的是，他根本不考虑孩子母亲的想法。（这次移交最终因为不合情理而被搁置，而且奥地利人最终决定，奥地利同样不想要“德国”孩子。）

弱智 德国猪

因为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遣送这些孩子，委员会开始考虑把这些孩子留在挪威境内的后果。最让挪威人感到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可能智力低下。与其他国家类似，挪威举国上下普遍相信，任何被德军士兵引诱的妇女都可能心智不健全。与之类似，德国人选择这样智力低下的伴侣，那么德国人自身也可能心智不健全。按照这种循环逻辑，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孩子肯定也有同样缺陷。为了评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委员会委托知名心理学家厄尼尔夫·厄德高出具一份战争儿童心智状况的评估报告。在选取数十个样本后，厄德高指出，在9000名战争儿童里面，多达4000名儿童可能智力发育迟缓，或者带有其他遗传缺陷。尽管委员会并未完全接纳这份评估报告，但委员会并未阻止其成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这些母亲及其孩子都具有智力缺陷。

结果，许多战争儿童都毫无根据地被打上了智力发育迟缓的标记，其中某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老旧德语孤儿院的孩子，被迫在孤儿院度过余生。20世纪80年代，一位负责照顾这些儿童的医生指出，如果这些孤儿像其他“非德国人”那样得到公平对待，这些孤儿很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实际上，战争儿童委员会的确建议，所有战争儿童都应该接受心理评估，以确定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但评估从未进行，因为人们认为评估花费太大了。

被自己的民族、社区甚至老师打上智力缺陷的标记，实际上是给这个已经无比脆弱的群体施加另一重迫害。有人后来回忆往事时说，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总是被同学嘲笑，被排除于战争结束周年庆典之外，被禁止与“纯粹”的挪威孩子玩耍，课本和书包上还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人受到家族嫌弃，家族成员认为他们让家族蒙羞。他们的母亲改嫁时，他们还受到继父在言语上、精神上、肉体上的虐待，继父痛恨他们，因为他们是“敌人的孩子”。

有人甚至受到母亲的嫌弃，母亲把他们视为自身痛苦的根源。例如，托弗·莱拉（Tove Laila）六岁那年正值战争期间，她被纳粹党徒从母亲身边带走，预计被培养为德国女孩，1947年，她返回挪威的家，但那时她只会说德语。她的母亲和继父设法让她在三个月内忘记德语，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虐待、羞辱、恐吓。如今在挪威，社会服务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付之阙如，这个不幸的女孩，在其余下的童年中都被自己的母亲称为“该死的德国猪”。

战争儿童最普遍的共同经历是对父亲的情况讳莫如深。这种沉默同时存在于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考虑到战争儿童的命运，尤其是看到掩盖历史的可能后，挪威政府推行了新政策，试图抹去这些孩子身上的德国痕迹。政府不再要求德国父亲赡养孩子，实际上也不鼓励德国父亲与孩子联系。如果孩子有德语发音的名字，政府就声称有权将其改为更加符合挪威传统的名字。

在个人层面，这种沉默甚至更具毁灭性。孩子的母亲通常拒绝谈论孩子的父亲，也禁止孩子谈论自己的父亲。有些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国籍，直到他们在学校操场上被人嘲笑才恍然大悟。这种沉默似乎不能保护孩子，让他们免受外人的言语伤害。

孩子们的灾难

这种饱受嫌弃的遭遇给这些孩子造成的灾难后果，直到最近才公之于世。2001年，由挪威政府资助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挪威居民相比，战争儿童死亡率更高，成年后离婚率更高，健康状况也更差。与其他挪威人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低，赚取收入也更少。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犯罪率更高。1941~1942年出生的人死亡率最高，研究人员认为，战争结束时，这些孩子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战后初期，正是这些孩子最为艰难的岁月。

此后数十年，战争儿童在挪威仍然受到排挤。在某些关键领域，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他们的母亲。1950年的新的《国籍法》，允许嫁给德国人的妇女重新获得挪威国籍；相比之下，战争儿童直至18岁才能获得这项权利。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及其监护人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当地警察局申报，请求获得留在挪威的批准。

一如在挪威，一种讳莫如深的习惯一直与这些孩子形影不离，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领域。例如，丹麦战争儿童后来声称自己生活在“痛苦、羞耻、谎言的气氛中”。那些想要打听德国父亲下落的丹麦人，经常遇到重重阻碍。欧洲各国政府一贯低估了国内“德国”孩子的人数。实际上，在波兰，战争儿童的官方数字为零：对战争儿童现象的严肃估计，不利于重新营造“普遍抵抗”德国占领的民族神话。

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也有许多孩子并未受苦，或者并未因为自己的德国父亲而受到歧视。实际上，在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中，几乎有半数接受访谈的战争儿童都认为，自己并未因为自身背景而遇到问题。然而，这仍然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战争儿童确实遇到了问题。

冲我来 不要侮辱孩子

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没有人为这些孩子挺身而出，只有孩子的母亲为孩子出头，而母亲自己也饱受歧视。我们只能为一位勇敢的法国母亲鼓掌喝彩，当老师称呼她的女儿为“德国杂种”（batard du Boche）时，她回应道：“女士，我的女儿没有跟德国人睡觉，是我。当你想辱骂某人时，冲我来，不要侮辱无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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