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狙击手「征文|狙击手抗美援朝历史呈现的叙事伦理取向」

“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既不同于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叙事批评”电影观，也不同于建立在反映论或模仿论理论基础上的“伦理批评”电影观，更不是二者批评的结合。“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是一种将导演、编剧等主创（叙述主体）、电影文本、观众和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勾连起来的批评观，聚焦于叙述主体通过叙事活动所传达的伦理观念，对观众所形成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渗透。就如学者曲春景谈到：“电影叙事伦理批评是一种在 20 世纪叙事学、伦理学先后发生两大转向之后，结合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把电影文本研究、导演研究、观众研究与广阔社会生活研究打通的批评方法。”学者陈犀禾曾将叙事伦理分为三个层次，即“政治伦理，道德伦理和影像伦理。前两个层次主要涉及叙事内容，第三个层次主要涉及叙事形式和结构。”简言之，电影叙事伦理批评的核心关切在于对叙述主体通过电影文本叙事内容层面与形式层面为观众所创造的伦理境域进行分析与批评。如分析情节设置、叙事视角、场面调度、景别设置、色彩构成和场景建构等叙事行为的伦理性质对观众主体身份的询唤与重构，从而探讨叙事行为的价值建构方式和社会建构意义。从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出发，不但能明确叙述主体所隐藏的主体性，而且也能感知到叙事内容与影像话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面向与历史呈现和社会生活相博弈的意义。

近年来，电影市场上涌现出诸多聚焦“抗美援朝”的战争电影，如《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跨过鸭绿江》等用大场面、大制作的方式展现战争全局，且具有宏观史诗气质的影片。而《狙击手》取材于“抗美援朝”历史的一个小切面，聚焦“冷枪冷炮”运动，关注战争中那群“最冷静的人”。这种管中窥豹的方式凸显了影片独特的亮点：其一，在剧作上，以“三一律”的故事结构来续写中美军事狙击战术，以人物内部矛盾推进叙事，故事紧凑，悬念迭生，展现了一天之内双方斗智斗勇的狙击过程；其二，选材具有伦理倾向，叙述主体糅合了张桃芳、邹习祥等狙击手在“抗美援朝”中的事迹来做故事的类型化改编，关注年轻狙击手们在战争中的牺牲与成长，可以看出叙述主体的现实关切与类型诉求；其三，在视听语言上，删繁就简，重视特写的运用与空间的造型，用“摄影机——眼”聚焦“冷枪”，展现白雪皑皑下黑色的土地与鲜血，使影像致力于写实魅力的塑造，构成一种深沉而残酷的影像风格。电影《狙击手》总体上并没有跳脱于《长津湖》等“抗美援朝”电影所表述的价值观与家国精神，但它在这种战争类型叙事上提供的创作思维、影像表达、类型表述，抑或是关于人物身份的塑造、情感的凝聚，都有着可供挖掘的价值所在。文章便从叙事伦理批评视角出发，探讨叙述主体如此布局影片的主体性追问，将注意力聚焦于“电影叙述和接受活动的主体内涵及其伦理指向”。挖掘影片背后隐藏的叙述逻辑，以及叙述主体为观众所创造的伦理境域。

“冷”与“热”：集体伦理诉求下个体生命的张扬

“集体”是战争类型电影中常出现的母题，战争类型电影通常以执行军事任务切入，注重英雄群像人物的塑造，来创造一种“集体意识”。既不同于《英雄儿女》将集体伦理诉求建立在亲情叙事基础之上，也不同于《长津湖》等电影将集体伦理诉求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中，《狙击手》在表达集体力量与民族立场时，强调社会主义集体伦理观照下个人的存在价值、心理构造以及情感的表达，以充分的细节展示个体生命的张扬。

（一）“最冷的枪”：孤寂且激烈的狙击特性

世界电影史上，有许多关注狙击题材的战争电影，以及刻画战争中十分具有传奇色彩的狙击手。如《兵临城下》（让 - 雅克·阿诺，2001）聚焦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塑造了苏联红军传奇性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美国狙击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2014）则关注了美国最致命的神枪手克里斯·凯尔。《女狙击手》（塞吉·莫克里特斯基，2015），这部纪念反法西斯七十周年主旋律影片便是取材苏联的女神枪手柳德米拉·米哈伊尔洛夫娜·帕夫利琴科的生平事迹。张艺谋、张末的《狙击手》是以“中国死神”张桃芳、邹习祥等人物为原型，塑造了刘文武、大永、米老二、胖墩、孙喜等五班为主要人员的狙击手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作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辉特性。双方对狙的过程充满着强烈的戏剧张力，在这种武装对决中，极少有大场面的纷飞炮火，热血般地冲锋陷阵，而是在一动一静中窥探双方的作战方式，在隐秘伏击中放“冷枪”。“冷枪”不知从何方位来，不知由谁放，就这样被一枪毙命。在影片中，叙述主体设计了一个经典动作，具有指涉性，即冷枪射中敌人头部。在影片开场，白茫茫大地上，白雪覆盖着斜面山坡，从远处驶来敌方的卡车。刘文武避开敌人的枪眼，跪地握枪，子弹从枪口射出，直刺银幕，子弹加速前进，侧面特写其射进敌人的头部。开篇 3 分钟就奠定了电影的叙事节奏与叙事基调，具有感染力的镜头跟随紧张的叙事氛围，与一张一弛的叙事节奏满足了观众的观看欲望。

镜头中多次特写了刘文武这张极上镜头的脸，细节地刻化揭示出狙击手这样一种职业特性：孤寂而漫长的隐蔽伏击。作为狙击手，需要超乎寻常的心理素质。在“佯挖战壕”“移动狙击”“大战坦克”等叙事情节中，同样展示了精准的狙击技术，这是一种死亡信号的隐喻，使敌人闻风丧胆。“最冷的枪”之“最”体现在极其质朴的狙击工具上，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望远镜、铁勺和没有瞄准镜的“莫辛纳甘”步枪上。对比敌方高端枪械的展示，我方能够赢得这场狙击战，并成功获取情报这种反转更加凸显了我方狙击手的智慧与勇气。

（二）“最热的人”：勇敢且智慧的青春群像

在影片中观众对人物的前史、兴趣、生活习惯知之甚少，而是只知这群默默无闻狙击英雄的一个横切面——即这次“冷枪冷炮”运动中的一次集体作战经历，通过影像对这段历史的呈现，观众了解了这样一群将热血青春奉献给祖国的人。在影片中，叙述主体主要塑造了三类人物形象。

其一，伦理完善的人，力现人物的崇高性。伦理完善的人是主旋律电影需要塑造的典型人物，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常见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背后所隐含的伦理观凝聚着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意志。刘文武，是一位富有传奇性色彩的神枪手，在他身上凝聚着人类美好的崇高性。当“以命换命”走向敌人的战壕时，人物的崇高性达到了极致，影像的呈现使其人物光辉具有了某种悲剧美感。叙述主体通过大全景俯拍刘文武走过布满弹坑与尸体的“死亡之路”，镜头切向近景，使得观众跟随刘文武的视角坚毅地望向逝去的战士。这样的运镜模式反复使用让观众与刘文武拥有同视角，产生视觉认同，从而融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刘文武始终展开双臂走向敌人，直至占据画面。叙述主体善用逆光造型，刘文武的身体被呈现为剪影状态，强烈的明暗对比亮度关系使身体的轮廓线清晰，产生一种身体化的影像感觉，以之形成一种气势、一种情绪。在这一刻人物其道德修为超越了其内在的主体性。刘文武相信正义，却被凌迟，在“以命换命”的具体仪式化情境中，剧中人以及观众产生了怜悯与恐惧的情感，使得个体情感能量以及对集体正义感与认同感聚集，产生共情效应。康德曾说：“崇高必定是伟大的、纯朴的”，给人以“战栗的感受”和“惊愕的感受”，并“激发人们的尊敬”。人们对于这种为正义勇敢奋斗的自我牺牲抱有尊敬之情，他们悲剧情感的外化使死本能的能量得到释放，从而在体验悲剧性情感时带有某种意义快感，同时也承载着观众对那段历史记忆中的国家、民族的定位与想象。

其二，伦理转变的人，避免人物的浅层化。除了刘文武，电影中不惜笔墨地塑造了大永这样性格转变的人物，他的灵动性与丰富性给电影拓宽了主旋律人物塑形的边界，即典型人物塑造中融入了青春的色彩。首先，他是一位知识青年，钢铁般的意志中迸发着青春的、懵懂的、莽撞的气息。孙喜牺牲因大永而起，大永的营救行为，是出于一种人“利他”善的本性，然而没有顾全或服从集体利益出发的规则与规范。康德曾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一个善良的意志也需要服从外在的善的客观规律。”直到牛贵的牺牲，让观众看到了大永从一个“爱哭鬼”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冷静的、有智谋的神枪手，他最终完成任务，获取情报。对大永多层次的塑造，实质上是刘文武这样典型人物的延伸。叙述主体设置了剧作中常见的人情关系模式，刘文武与大永是师徒关系，遵循叙事中的长幼模式，即故事背后隐藏着少年得到成长的叙事。刘文武的牺牲，让大永从一个青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枪手，这便是经由叙述者的引导使长幼分离，将悲剧性情感外化，使幼者经历更大的痛苦获得成长。如此叙事，便将个体的成长融入到集体使命中，避免了直观意识形态的输入，使主旋律影片中多了一抹具有青春亮色的书写，展现了集体伦理诉求下个体生命的张扬，让抽象的伦理在具体的人物身上得以为观众所接受。

其三，不合时宜的奉献者，探讨个体的牺牲意志。“不合时宜”指的是在绝境中的生死对抗。对于不合时宜的奉献者的塑造，其本质内涵仍然聚焦于“生与死”的探讨，辐射到整个战争格局的价值观渗透。影片呈现着青春个体以正义和热血追逐保卫国家与民族理想的时代性，叙述主体在故事讲述时间内以大约十五分钟的叙事节奏展现一位主人公的牺牲场面，如表 1 人物事件表所示：

表 1 ：《狙击手》人物事件表

影片中运镜语言反复，中近景居多。胖墩“铁板御敌”不惜代价营救亮亮时，被敌方用残忍的枪法杀害；绿娃子一直随身携带妻子编织的手套，在“扬土诱敌”中被炸伤；米老二背着亮亮回到战壕，却遭冷枪；亮亮为了不被敌人利用，给心脏注入空气……他们为了集体与国家浴血抗战，作出牺牲，也在集体中获得了珍贵的友谊与人生意义。每一次的对抗意味着一位战士的牺牲，叙事的紧张程度由此紧绷，建立在观众深层心理的生本能与死本能与此紧紧相扣。叙述主体对每一位战士的情境创设，或是命运的安排都内含了道德伦理规范的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价值观认同。这种价值观念的渗透还在于影片多次颇具仪式性的点名情节中，在影片结尾，身后无名战士依次回答，五班的每一个牺牲者的生命在集体中得到延续，彰显英雄们的革命意志和精神赓续永存。可以看到，借助人物的命运、遭遇与性格的叙述，来反映叙述主体期待完成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无私无畏传承精神的展现。

“隐”与“显”：身体呈现的影像伦理取向

影像伦理，即体味影像语言背后的伦理意味，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强调：“既关注电影语言的特殊性，又关注为分析电影叙事提供所需工具的必要性。”影片的每一个镜头、景别、场面营造都饱含着叙述主体的伦理倾向。《狙击手》在影像语言上，隐忍而克制，偏爱特写与封闭战争空间的营造。叙述主体一方面通过雪这一静物去隐藏人物的身体与历史背景，一方面通过身体创伤的特写显现战争的极端性与写实感，以此生成残酷而深沉的影像风格。

（一）“雪之隐藏”：被凝缩的战争空间

从电影本体层面而言，空间被凝缩是反电影的一种空间形态，不但削弱了电影媒介本身的功能，而且限制了人物在空间中的流动性，但是，电影能在局部空间进行调动，能够使电影艺术语言得到新的拓展。电影《狙击手》秉持着戏剧“三一律”的原则，将战争做了空间上的凝缩，把时空关系限定在一天中一个象征着舞台的战壕内，赋予了故事强烈的戏剧冲突性。“空间永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框框，也不是一种真实的描述性环境，而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容积’。”在视觉表达层面上，叙述主体通过对“雪”的造型来刻画这个被凝缩的战争空间，用“厚重的雪”静态情境的营造，以写实风格去赋予雪残酷感与恶劣感。

首先是对战争作战空间的造型，雪作为最重要的造型元素贯穿全篇。影片虚化地名，将当年朝鲜战争真实的自然作战环境进行复原，表达的是对独特地理景观的再现。可以清晰看到，在雪的周围是枯木、杂草、石块与零星的树林，在视觉上形成黑白相间的错落感，构成的黑白相嵌影像色调淡化了自然空间中本有的色彩；在雪的覆盖下，呈现的是层层叠起的战争弹坑、黑色土地与战士遗骸，形成一种视觉冲击力，以期丰富画面的空间感。影片便从真实自然环境再现的角度，去营造雪带来的危险感与凛冽感。在叙事上，雪是这场战争的见证，是历史记忆的战栗，也是人物命运展开的生存“场”。故事情节便得以被凝缩在有限的戏剧空间里，敌我双方展开现实冲突，构成了战争全局的微缩样貌。

其次，在凝缩的空间中强化了时间的张力。特写与慢速镜头配合着故事主线与情境，将这种时间的张力体现在双方紧张的狙击过程中，即生命时间的扩张与殆尽。我方战士的生命通过不断逼仄化的空间而煎熬、陨落。有几场戏将这种空间有限化，时间扩张化的效果表现淋漓尽致。一是胖墩“铁板御敌”这场戏中，他处于战场上最不利的位置，在一步一步后退中，他离安全空间越来越远，生命时间却被挤压。在慢速镜头中，铁板滑落，然而话音未落，子弹却击中他的心脏。二是大永“终极对决”这场戏中，最具有视觉紧张感在于敌我双方狙击手特写重复蒙太奇的使用，一来一回的狙击战术使战争时间延长，而死亡与血腥时常笼罩在天空的上野，此时狙击手的民族意志拟化为个体的行动。战斗空间的凝缩迫使个体不得不在惊惧中思考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命运，观众在这种空间逼仄化情境中体验个体真实的情感状态。

（二）“血之显露”：身体创伤的视觉呈现

在电影中，叙述主体一方面通过伦理完善与转变的人物和空间情境营造出某种尖锐的、与现实冲突且细腻的、情感的东西，另一方面，影片也呈现出其本质性的潜伏地东西，即具有极端性与创伤性的血腥暴力与残缺身体呈现。叙述主体强有力地将观众代入战争血腥场面中，以此传达直面战争创伤的勇气。

学者葛红兵曾指出，身体有着多种所指：“‘身’在汉语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的‘身’为肉体，无规定性的肉体、身躯；第二层面的‘身’是躯体，它是受到内驱力（情感、潜意识）作用的躯体；第三层面的‘身’是身份，它是受到外在驱力（社会道德、文明意识等）作用。”对身体的认识，首先是具象物化的肉体，其次才是其躯体与身份。躯体是人物形象所依附的，而身份是个体抽象实质存在的主体。在影片中，最让人醒目刺激的画面便是绿娃子与小徐被烧焦和炸伤的肉体，以及亮亮一系列非人性化的躯体动作。众人抱起小徐的上半身，镜头顺着小徐的身体慢慢下移，是直观呈现与黑色焦土混合的血肉，能够感受人物此刻身 / 心受到的创痛。亮亮的身体呈现占据影片重要篇幅，他的身体呈现出冻僵无意识的身体、创伤的躯体和身份的外化三种状态。

亮亮从血肉模糊的身体里掏出重要情报缓缓地粘在朝鲜儿童的头发里，且影片重复了该场景，通过闪回的方式揭露了情报的传递秘密。叙述主体用微颤拍摄技术等手段模仿身体的自然感觉，以带有情感色彩的镜头使人物与观众在情感上合一，亮亮攫取身体里的情报，镜头慢移，亮亮面部肌肉细微的活动和努力想要诉说的状态，呈现着身体本体的脆弱处境，观众可以透过这种身体镜像窥探亮亮心中的欲望、记忆以及被俘的生命境域。“电影正是通过躯体（而不再是通过躯体的中介）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对血肉模糊画面的凝视，感受主人公承受着生命垂危和任务难行的痛苦，观众会试图逃避这种身体经验的共感，而好奇心的驱使会去逼视这种疼痛之感。这些沉痛的身体创伤，通过影像的直观呈现，让观众能够拥有面向身体 / 历史创伤的体验，这不但连接了个体与集体的生命经验与记忆，而且弥合了真实与虚构的历史想象。在战争电影中，对于身体创伤、血腥暴力的展现，是一种寻常的叙事情节，但在《狙击手》中，它大都数是通过特写以非常细腻的镜像去呈现，或简单、直接的暴露，并让观众与主人公采取同视角去凝视，从而形成一种直观言说、一种无言的对抗，进而反思生命、牺牲等议题。

“始”与“终”：伦理前进与问题反思

（一）“伦理前进”：“三一律”成为弥合分裂艺术力量的开始

“讲好一个故事”成为了 21 世纪以后纷繁复杂电影创作的一个平静之地，“三一律”所强调聚焦、凝练和集中，就可能成为一种弥合分裂的艺术力量，这是叙述主体融入故事情节、人物和结构中的一种“伦理前进”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迸发来自于叙述主体对观众日常秩序感需求的满足以及“一种能抵抗现代性冲撞的底层方法论”的使然。电影《狙击手》编剧陈宇认为：“向叙事本体的回归是当今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狙击手》的创作是一次‘三一律’创作的复现。”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悲剧讲故事的方式在当今仍然行之有效，尤其在当下电影创作中，以呈现时间连续性的电影很少，“三一律”电影创作能给观众带来一种“陌生化”的体验。在电影中，观众能够获得一种确证的主体性，因为“我们的时间与主人公的时间贴合，我们接受了他们所经历的事件，这些事件似乎就像发生在他们身上那样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方面人们习惯了接受复杂的、多线索的长篇故事叙述，另一方面是“短平快”的网络视频的侵入，让观众可能需要《狙击手》这样相对具有紧凑精致的情节桥段。经典叙事结构本身具有浓烈的伦理意味。《狙击手》中，叙述主体设计了单一的情节结构，从开端到结局，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故事时间朝着线性发展。人物在一步一步“打怪升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成长，获得启迪与感悟，最终获取情报，完成任务，故事也便完成了一种伦理上的前进。从这个层面上说，叙述主体从使用经典剧作结构上来说也暗示了他本身的伦理取向：一种充满希望的，向上的伦理意味，也实现了对战争中个体命运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关怀。这是最吸引观众感兴趣的伦理诉求。

（二）“伦理困境”：“抗美援朝”历史呈现的问题反思

在上文分析到叙事伦理的二个层次，即在意识形态正确之下，影片所呈现的道德伦理与影像伦理是不谋而合的，共同协调了影片在主旨、叙事与影像上的一致性。叙述主体以特写重复的“受难”面孔与创伤身体、单线情节结构以及牺牲场面的烘托将观众的意识缝合进这编织好的叙事情境中，共同指向一种宏大战争历史框架下集体主义精神的展现、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关怀，这种伦理境域的创造弥合了观众对历史与真实的想象。对于呈现“抗美援朝”历史的故事来说，带有很强的假定性，具有一种“为故事而故事”的嫌疑，这也道出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伦理困境：影片探讨的实质落在了叙述主体的战争情怀与人文情怀的表达上，而对于真实历史的表述试图以一种精巧的设计使观众“陷入”，从而去缝合当下意识形态的需要。

实际上，这种战争历史的呈现，以一种符合历史需要的方式去展现历史叙事中的裂隙与那些被遮蔽、被忽略的历史记忆，让革命话语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相融合，更能引起观众的沉思，而不仅仅是对当下历史精神传承的时代诉求。按照历史需要来说，其一，“抗美援朝”中“冷枪冷炮”运动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成果，而在影片中主要聚焦狙击手五班去营救侦查员亮亮，获取情报，结果造成许多狙击手牺牲。除了精准的枪法展示，很难凸显具体历史情境中狙击手的冷峻与风采，“抗美援朝”历史中的狙击手是放“冷枪”消灭敌人全身而退的战斗英雄，如在真实历史上，张桃芳、邹习祥的事迹所展现的那样，在该层面的历史表述上，叙述主体通过“一枪毙头”“铁勺技法”重复的狙击技术以及每隔十分钟牺牲场面的营造，以及十分写实的影像，使历史阐述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暧昧性”。其二，狙击战中，狙击手刻意暴露 / 引诱对手，却不枪杀，违背了战争中狙击手的职业特性，使之成为一种枪击游戏，缺乏历史阐述的真实性与严肃性。并且在双方对狙过程中，叙述主体将对方狙击手的职业特性落在个人英雄主义表达上。在影片致敬的同为“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上甘岭》中，深度挖掘了历史表述的客观性与细腻性，展现了极端残酷斗争形势下战士们的战斗气质与精神风貌。

总之，叙述主体以独特的题材和其所蕴含的历史精神凝聚了民族意识，塑造了英勇无畏的年轻战士，用精巧的叙事方式以及写实的影像风格缝合了观众对狙击手的历史想象，类型诉求的欲望满足了观众的观看欲与精神需求，体现了该类型电影创作的时代性，但这不可避免遮蔽历史表述的客观性，使历史呈现的聚焦点滑落到情怀表达上，一种内在真实的体现上。

结语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 70周年，这段伟大的历史值得每一个国人铭记，导演及其主创借助影像媒介展现了一个历史切面，讲述了“冷枪冷炮”运动中狙击手们的故事。叙事伦理批评电影观的意义在于，从影片的道德伦理层面与影像伦理层面剖析了叙述主体所隐含的主体性，了解了影片内容与形式上的伦理取向内涵。影片以深切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带领观众回望历史，以精湛的影像、饱满的故事、残酷而深沉的写实风格书写了“抗美援朝”历史的另类记忆；以类型化的叙事捕获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下微观个体生命的成长与牺牲，传递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以及精神传承的旨义。然而，从叙事伦理批评观角度发现历史讲述的视角所造成的伦理困境使历史真实的缝隙被遮蔽，历史上狙击手的冷峻与风采淹没在宏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建构中以及反复的影像语言中，这给未来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创作带来诸多启示，这需要在历史真实、艺术创作与观众需求上做好权衡与思考。

文|黄露

编|肖洋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该作品为2022年度“湘观影”“光影铸魂”“光影育人”影评征文大赛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