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17年后中国观众终于再次等来了它」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标题《，“摇滚歌剧”的鼎盛时代》

这几年，法语音乐剧在中国人气见涨，经过几部热剧的铺垫，观众终于再次等来了《巴黎圣母院》。

记者/驳静

黎巴嫩歌手希芭·塔娃吉扮演艾斯美拉达；意大利小伙儿安杰洛·德·维奇诺扮演卡西莫多

一错过就是17年

几十年了，科西昂特还是同一个发型，浅棕色，天然细卷，离肩膀5厘米。他个子称得上小巧，身材也偏瘦，却创作出像《大教堂时代》（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这样悲壮恢宏的曲子。这是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的开场曲，也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2019年7月，该音乐剧第四次到中国，作曲理查德·科西昂特（Richard Cocciante）却是第一次。他20年前的这部作品，要在中国14座城市巡演5个月——可见人们对它在中国市场的票房极有信心。

往前追溯到2002年，《巴黎圣母院》首次到中国，只有人民大会堂那5场演出的观众有幸看到了现场。在当时的引进方歌华太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胡敬云看来，这5场还是“冒险50%”，法国团方提议既然来一趟就演个10场，胡敬云谨慎地把这个数字下调了一半。

2011年底，《巴黎圣母院》二进中国，只不过来的并不是法语原版，而是该剧英文版的亚洲巡演。所以从1998年巴黎会议宫（Palais des Congrès）首演至今，得以真正在现场欣赏法语原版《巴黎圣母院》的中国观众只有一小撮，但因为口口相传，该剧仍然被报以巨大的期待。北京姑娘徐晓倩是其中之一，她是“80后”，2002年还在读高二，法语选修课上年轻腼腆的老师把这部剧推荐给了大家，“等知道演出已经晚了，管老师要了宣传单，珍藏至今”。她第二年从巴黎买回来的CD被同学“疯狂转录”，后来学校下操解散时放的歌曲就是《大教堂时代》，“真的是一颗种子”。此后英文版来了两次，她都去看了，“都很失望，当时北展剧场空的呀，买了第三十几排的票可以直接串到第二排去”。而法语原版没想到“一错过就是17年”。

重温旧梦也好，初睹真容也好，原版《巴黎圣母院》总算是来了。科西昂特告诉本刊，21年了，除了角色服装调整得更华丽一些外，音乐和编曲部分没有丝毫变化，以至于他今天再去看这部作品会感到很震惊，“它没有一丝让我感到拒绝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一点都没有修改的原因”。

黎巴嫩歌手希芭·塔娃吉扮演艾斯美拉达；意大利小伙儿安杰洛·德·维奇诺扮演卡西莫多

20年前发生了什么

相较于《巴黎圣母院》的现场，我似乎对第一次看另一部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到心潮澎湃。我跟一位从业人员说起这一点时，对方感到意外。的确，无论从什么角度，《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响力都比不过《巴黎圣母院》，但我因为在法国上学时在同学推荐之下反复听过，尤其是其中最有名最上口的那几首歌（《爱》《世界之王》），这部音乐剧于是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的生活。多年之后再看它的现场，不可避免就有一种看演唱会的心态，那些你能跟着一起唱的歌，让你更有归属感。

《巴黎圣母院》当年一举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实正是与这种推广方式密切相关。

当你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走进剧场，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躁动的摇滚音乐会现场，而非安静沉默的剧场——它显然吸引了很多年轻观众。科西昂特跟本刊回忆说，当年将概念碟提前放出来打榜，在电台和电视台循环播放的方式在年轻人身上奏效了。1998年1月推出的专辑，包含了16首主要曲目，单曲《佳人》（Belle）卖了250万张，整张专辑也在畅销榜久居不下。到了秋天，不出意外，现场演出的剧票销售一空，3800个座位的巴黎会议宫连演4个半月，紧接着，剧组转战加拿大蒙特利尔等法语地区，欧洲巡演紧随其后。2000年春天，《巴黎圣母院》就准备好了，要去伦敦接受西区观众的“考试”。

在法国，还没有一部音乐剧获得过如此巨大而迅疾的成功，以至于科西昂特在采访中强调，如此成功并非他们所料，他告诉我说：“音乐悲剧（Drame En Musique）这个类型太另类，完全不被看好。”

不只另类，《巴黎圣母院》的舞台形式也与传统音乐剧多有不同：它由一首接一首的歌串成，中间毫无非唱词的对白；现场乐队也被事先录制好的伴奏音乐取而代之。舞台用一面高墙代表大教堂，墙上设计了几处孔洞，并附几根长绳供演员悬挂攀爬，除此之外，最“炫目”的可能要数那几口钟了，灯光和演员的服装都称得上朴素。观众的确会感到，与其说是在看“剧”，不如说是在看演唱会，艾斯美拉达的舞蹈动作非常有限，而其他演员许多时候只专注于唱歌。非现实主义设计的舞台，恰好允许他们这样做。

选择演员的标准是什么？科西昂特听到这个问题后立刻纠正说：“不是‘演员’，而是‘歌手’。一般音乐剧中，有三四个主演是唱得好的，其他是一些大约能唱一点儿的演员。但《巴黎圣母院》，我坚持所有人都会唱，唱得好，有深层的感受力，并且将感受通过演唱表达出来。然后才是舞蹈水平和样貌。”《巴黎圣母院》中的歌曲演唱难度非常大，比如主教的《你将毁灭我》（Tu Vas Me Détruire）、卡西莫多最后唱的《舞吧！我的艾斯美拉达》（Danse Mon Esmeralda），这些歌都非常难，情感激烈，音域要求广，“歌者既要保持优雅，又要有说服力”。

按照这个标准，他们选出来的主演，几乎都不是法国人。等到首场正式演出，艾斯美拉达的扮演者已经不是演绎概念碟的以色列歌手诺拉，因为她对自己的法语口音持怀疑态度，接替她的依莲娜·西嘉贺（Hélène Ségara）有亚美尼亚人血统，吉卜赛女郎气质助她更迅速地一炮而红。5位男主演中有4位来自魁北克，尤其是主教扮演者丹尼尔·拉瓦（Daniel Lavoie），他也是此次中国巡演唯一的原版卡司，今年70岁了，很难讲还有多少次看他演出现场的机会。

而卡西莫多扮演者卡胡（Garou，原名Pierre Garand）是帕拉蒙多在魁北克省谢布克（Sherbrooke，卡胡的家乡）一家酒吧里挖掘出来的“迷人新声音”。他被带到导演吉尔·马鄂（Gilles Maheu）面前，后者看到这位25岁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6尺4寸，挺瘦，你看看能像我这样移动吗？”卡胡做了一遍驼背又瘸腿的动作，“这就是卡西莫多了”。卡胡的《佳人》那一年在法国音乐排行榜榜首蝉联了足足18周，他和他的烟嗓几乎重塑了卡西莫多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另一个重要的魁北克人当然要数吕克·帕拉蒙多（Luc Plamondon），项目发起人和词作者，也是1979年音乐剧《星幻》（Starmania）的创作者。饱经成功与失败的帕拉蒙多决意要将流行摇滚融入歌剧当中，《星幻》是他成功的尝试。后来有人视他为摇滚歌剧的奠基者，只是当时的票房并不尽如人意，演出4周后即刻喊停。1993年，他把目光转向了雨果的这部经典，心中立的是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主意。

当时听完老友的提议，科西昂特也颇感踌躇，“对一部丰碑式作品下手改编的难度未免太大”。但科西昂特的抽屉里已经有十余首曲子，等待帕拉蒙多为其填词，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佳人》和《人世何其不公》（Dieu Que Le Monde Est Injuste）。“这些曲子我写出来后一直放着，觉得不是写给我自己唱的歌。”从1994年开始，科西昂特与帕拉蒙多断断续续创作了三四年，回忆起当年的创作状态时，他讲话的音调一下提高了：“我们在迈阿密，在巴黎，在蒙特利尔都创作过，像是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一口气就能写出十来首。”效率实在惊人，以至于后来他们删掉长达半个小时的唱段，完成后的《巴黎圣母院》仍有53首歌。

“摇滚歌剧”前史

帕拉蒙多从雨果的原著小说里摘取了7位重要人物，故事围绕艾斯美拉达展开，甚至可以说，讲的就是“艾斯美拉达和追求她的男人们”。除了剧情，2000年在伦敦西区的那场“考试”中，作为考官的剧评家们还对另一件事尤其不满：现场竟然连乐队都没有。

我问科西昂特，第一次西区行，做错了什么？他说：“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解释，这不是一个音乐剧。”

“打从一开始，吕克和我就十分明确一点，不想做音乐剧，不想做歌剧，而是一个我们热爱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现在我们会将其归类于“摇滚歌剧”这个范畴，作曲本人也十分认可这个说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寻找年轻元素，“在法国，音乐剧并不额外吸引年轻人”。科西昂特说，在《巴黎圣母院》中，他使用了摇滚和爵士元素，偏偏没有swing（摇摆乐，爵士乐的一种风格），而它通常在音乐剧中扮演主要角色。

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有别于音乐剧的“现代歌剧”形式。法国曾一度流行一种名为“operette”（轻歌剧）的演出，这个词由“opera”加上表示“轻或小”的后缀组成，意思不言而喻。在科西昂特眼中，无论是轻歌剧还是音乐剧，都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除了歌曲，还兼有念白。“我想要创作歌曲，就像为一张专辑创作歌曲那样”，纯粹以歌曲串接成了《巴黎圣母院》的标志。

或许是因为20年前疏于解释而遭遇差评，科西昂特此次非常仔细地解释了歌剧、音乐剧和他们的摇滚歌剧三者之间的差别。探讨“genre”（类别）的意义在于，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上世纪90年代末，技术发展为歌剧唱腔和现场乐队提出一个存在主义式命题，科西昂特和帕拉蒙多干脆拥抱这种技术，他们舍弃现场乐队，用精致的配乐录音取而代之。而《巴黎圣母院》的全球风靡，终于让“摇滚歌剧”拥有了大众知名度。

20年前，吕克·帕拉蒙多的《星幻》其实是为《巴黎圣母院》试探了市场，有些东西被认为是可行的，比如专辑先行，比如摇滚元素，有些则得到了不置可否的回应，比如放弃念白。

1978年10月推出的先行专辑《星幻》，共20首歌，光是在法国销量就有220万张。次年4月演出面世后，人们既为这些歌曲着迷，又认为它讲述的故事在逻辑上不堪一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充满未来感的故事其实足够前卫，甚至还带有一抹狡黠的《黑镜》色彩：未来世界的某一天，全世界最富有的男人詹维尔宣布要竞选总统，并且决定要与宣布退役的“性感符号”、女明星斯特拉结婚；奇格是同性摇滚歌手，一心想上那个著名的电视节目“starmania”，而后者的女主播被反派组织“黑星”绑架后，爱上了组织头目约翰。颇有乌托邦色彩的这个科幻故事被认为“荒诞不经”，熟悉科幻电影的观众还发现，它对弗里茨·朗1927年的科幻电影《大都会》有明显的借鉴。

而《巴黎圣母院》的优势在于，人们对它的故事太熟悉了。

今年4月巴黎圣母院那场大火之后，科西昂特不断被问到对此的感受。他发现，大火让整部剧蒙上一层更强也更复杂的光晕，“有些歌似乎冥冥之中为此而创作”。《大教堂时代》是开场第一首歌，它突然响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艘小船上，一转头看到一个巨大的海浪扑面而来，毫无准备，就地缴械。像是听到了某种预言。

理查德·科西昂特

“自由是我作为音乐人的最大优点”

——专访《巴黎圣母院》作曲理查德·科西昂特

1946年，科西昂特出生在越南自贡，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但二人并不从事音乐。父母生下兄妹4人，他排行第二，在这块法属殖民地，科西昂特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11岁那年，他随父母离开越南，搬回意大利，在罗马生活了几年。科西昂特回忆这段岁月时会用“复杂”来形容，在此之前，他不会说意大利语，而且自觉身材不高，最初几年，他像一个外来者那样感到“无法融入”。他感到，与周围人产生联结是件困难的事，于是转向了音乐。他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人们不理解他，但唱歌却可以得到共鸣。他从原来的皮雅芙式的法国香颂里跳脱出来，开始接触摇滚、爵士，年少时代大量吸收的这些多面而复杂的元素，如今还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创作中。

相较于吕克·帕拉蒙多，科西昂特比较腼腆，在一些二人共同出现的访谈节目中，总是戴着墨镜的帕拉蒙多会“抢”过话题，与主持人大谈特谈，镜头偶尔给到忽然沉默了的科西昂特，任由帕拉蒙多回答原本抛给他的问题。但出现在中国媒体面前的科西昂特，显得挺活跃，每当需要时，他不吝惜用歌声辅助自己的回答。上海首演的谢幕环节，他上了台，并且现场演唱了《大教堂时代》，现场观众明显愣了一下，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巴黎圣母院》的这位作曲先生更出名的身份是歌手，有过多张畅销专辑，在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世界里，科西昂特的名气都不小。

因为“不希望每天都以一个名人身份活着”，科西昂特20多年来长居柏林，他喜欢这座城市留给他回归自我的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巴黎圣母院》是先有的曲子，后有的故事和歌词。

科西昂特：一般来讲，创作这样的作品，作曲会要求有syllabus（提要、概述）和文稿。但我和吕克的创作模式恰好相反，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但乐曲先于故事诞生，这也是《巴黎圣母院》音乐如此突出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而且听说你的创作方式也跟其他人不同。

科西昂特：我会坐在钢琴前，把曲子弹出来，录成demo（录音样带），然后交给音乐家去写成谱。《巴黎圣母院》就是这样创作的，我一边弹，一边用音节唱出来，所以所有的歌在交给歌手之前，我自己首先就唱过了，我用自己的身体感受过了曲调。我不会读谱、写谱，至今仍不会。当然，一度我也思考过，是不是应该去学习这项技能。不过我放弃了，因为我担心自己从此被束缚住。我不想进入任何一所音乐学校，从属于任何一个音乐派系，我担心我会进入一个条框中，这样的陷阱我不想要——我认为自由非常重要，“自由”可能也是我作为音乐人最大的优点。

三联生活周刊：《巴黎圣母院》之后，摇滚歌剧这一形式在法国迅速崛起，出现了很多追随者，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来过中国巡演，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能谈谈对这些作品的感受吗？

科西昂特：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得坦白地讲，我不喜欢它。他们想要进入一个体系，但方法并不恰当。他们找到的方法是，寻找厉害的歌手，然后为他们创作曲目。深层的创作动机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这个初衷。吕克和我没有向技术、向流行妥协，没有向商业妥协——别说向商业妥协了，我们都找不到投资。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我和吕克，就像是两个没有组织的独立音乐人。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音乐剧类别中，有你欣赏的作品吗？

科西昂特：《长发》《万世巨星》《贝隆夫人》，还有《西区故事》，它们都是革命性的，有不可思议的美。

三联生活周刊：此次来中国，你谈到《巴黎圣母院》不是音乐剧，它与音乐剧的种种区别，我还注意到，《巴黎圣母院》也没有所谓的主题曲，反复出现的旋律。

科西昂特：重复的旋律，大多是出于商业考虑，让它更容易被记住，我们的曲子足够强，以至于都没有必要重复。而且我们一个作品里放进了50多首曲子，虽然有些挺短的，这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般来讲会少一些。但这不重要。这从来不是数量的问题，而在于质量——这又是一个非机会主义者的明证，但凡考虑一点市场，我们或许会收敛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对雨果的原著，你是怎么理解的？

科西昂特：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巴黎圣母院》里都是“符号”。非法滞留者（Les Sans-Papiers）很多，移民很困难；卡西莫多则代表了另一群生活困难的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主教因为无法爱一个女人而挣扎；艾斯美拉达呢，她虽然被好多个体爱着，却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她是一个社会边缘化的角色。这是这部作品吸引人的地方，涉及了心理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人类生存环境变了，可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