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原来「叛逆期的梁晓声是如何揭露正常期的自己雪城是最好证明」

龙年一九八八

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的树阴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痛……

在“专桌”写作，自我感觉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过潮，经暖气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侧坐，双腿无垂处，也无法蜷，顺条笔直地贴着暖气，一双横置的筷子似的。写字的手倒还好说，稿纸在哪儿手就应当在哪儿——“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烟的手不免尴尬。烟灰缸放“桌”上，拿烟的手下意识地总悬空擎着——那只手它亲近的是烟灰缸，很类乎自我惩罚。故烟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烟的手掌根部撑着床，时不时将烟灰点在床上，或弄翻了烟灰缸。甚至烟头触床，床单遭殃，被烧出些洞洞。再次，北影的锅炉坏了修，修了坏；暖气今天热，明天凉。热时热得我如同偎着火盆，凉时凉得我恰似拥着冰桶……十九号楼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气问题上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

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

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阴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

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

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

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

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

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

虽闭门索居，我们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无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愈来愈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择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务农。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下半个世纪，中国还能再造出一位哪怕仅仅使农民迷信的“上帝”么？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深更半夜有人敲门。敲门声怯怯的，毫无信心，如同非语言形式的断断续续的诉说。开了门，门外畏畏缩缩的，凄凄惨惨戚戚的，依墙靠着一个头发蓬乱、面容不洁、服装不整的来自农村的青年或姑娘，有的还处在少男少女年华。他们的行囊之简令人怜悯。他们寻找到我的家门已证明他们到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天清早——推门，推不开。又狭又小又黑两户共用的二层小过廊里，抵门乏蹲，困着一人。

“你没有任何技术，你文化这么低，你年龄这么小……”

“俺十七了……”讷讷地，然而是极自尊地，不认为自己年龄小。

我仿佛看到被作践过被摧残过的未成熟的志气的尸骸，狼藉在早已破碎的自尊的下面。我真不知该怎样看待十七岁这个年龄和面前这一个落魄的农村少女。“嗨，你这孩子呀，出门远行前，究竟怎么想的啊！”

“俺知道你是作家，报上说你心眼挺好……北京只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俺寻思，没路可走了，俺得找你……俺就是这么想的……”急急切切地，她从她的小布包中翻出一份旧报，“俺读过你的一篇小说……”

“进屋来，坐下，慢慢说——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叔叔，求你千万帮俺找个工作吧！”

“可是，我没有能力帮你找工作啊！再说，你这么弱的身体，能干什么呢？”

“俺什么活儿都能干！俺什么活儿都能干！在家里，俺顶一个壮劳力啊！”大概在她想来，写小说的人找工作，比大汉帮人推一辆小车上坡容易得多……

“我的确没有门路哇……”

我必须重申这一点。

我不得使她对此抱有任何幻想。

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定定地盯了我半分钟。既哀且怨的眼神儿，渐渐地渐渐地就在那双眼睛里弥漫——落魄的农村少女身子一软，似会瘫倒。我赶紧扶她，却不承想，分明地，她是要给我跪下……

仿佛一个溺水者向你伸出一只手，而你说：“请原谅……”——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我是个有权的人，哪怕仅仅有安排一个农村少女在某处不起眼的地方工作的权力。哪怕让她擦桌子，扫地，干杂活儿……

“不过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给你路上花的钱……”

“俺决不回去……”

“你从哪儿来，只能回哪儿去！”

“回去，没个奔头——还不如死了好……”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已不再盯着我。既哀且怨的眼神儿，已彻底笼罩了她那双眼睛。她盯着的是作为装饰品悬挂墙上的一柄蒙古刀。分明地，她的话，也更是对她自己说的。

我无法判断，在她的内心里，她的自尊是不是已经被城市扫荡尽净——而我是最后的持帚者……

她的话，使我联想到了《哈姆莱特》流传了一百多年的那句台词——是生？还是死？

十七岁的、看去因落魄而变得懵里懵懂的农村少女，逃亡的不是迫害，不是逼婚事件，不是一九四九年前那一种咄咄的贫穷。她逃亡温饱，她逃亡温饱以后的寂寞。她逃亡为了温饱而不得不从事的终年流汗于田间的劳作。她逃亡农村对她的命运的羁绊。她逃亡土地对她的奴役般的占有。她逃亡她的上辈人规定于她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她并未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她抉择的是怎样一种活法……

在命运比她良好十倍百倍的人们因为同样的抉择纷纷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漂洋过海的今天，谁有资格对这十七岁的懵里懵懂的少女说她太荒唐？

她们和他们在城市中如迷途羔羊——没有一片茵绿的草地是上帝专赐给迷途羔羊的。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粉，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入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的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在《雪城》的下部，对城市作过这样的比喻：

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巨鳄，它是复苏的远古恐龙。人们都闻到了它的潮腥气味儿，人们都感到了它强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有的人们骑到它的背上。它甚至愿为他们表演杂耍。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它将贫穷的人践踏在脚爪之下。他们将在它巨大的身躯下变为泥土。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亦获得不到同情。同情如高利贷，将仅仅成为持有“信誉卡”的人的通货。而普遍的人们不仅事实上并没有变得怎样富有，大概连怎样才能富起来也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装出富有的样子。以迎合它嫌贫爱富的习性，并幻想着也能够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无前地就爬过去了，它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拨拉着人——对它诚惶诚恐的遍地皆是的生灵。当它爬过之后，将它们分为穷的、较穷的、富的、较富的和最富的。就像农妇挑豆子似的，大概齐地拨拉着。它用它的爪子对社会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它冷漠地吞吃一切阻碍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唯独不吞吃贫穷，它将贫穷留待各个人自己去对付……

我对我不难理解的现象妥协了。我不是牧师，我不能胜任教化的“神职”。尽管我对这一现象感到忧患——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小说家的忧患和一个城里人的忧患。设想，如若一个城里人对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来到城里来了，那么谁为我们种地？也太傲慢了吧？我做我认为仁义的事。于是我向朋友们极力推荐一位能当小“阿姨”的农村少女。几位很好的朋友对我大摇其头。他们不同意我的思想逻辑，也不接受我的推荐。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一种“小善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亦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中国人所处的现实会比目前宽松得多。普遍的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地利用太多，互相地出卖太多，互相地倾轧太多，互相地心理压迫太多，互相地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之为“遛狗现象”。在《雪城》下部对这一现象我是这样写的：

……他一向以为，自己的命运是开始攥在自己手里了。其实不然。仍攥在别人手里。归根结底是攥在别人手里。那些人平时好像并不存在。当他的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命运时，不，哪怕仅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时，他们的嘴脸才显出来，好比蒙上了一层灰尘的镜子。灰尘一擦，什么都照见了。他们平时不仅是攥着他的命运，笑呵呵地攥着。而且一张张面孔都是亲近的、友好的、诚挚的、和善的。无论他怎样努力，怎样变得成熟起来，也只能操纵着自己的一小半命运。他的命运不过像他们养的一只狗。狗脖子上套着许多脖圈。每个脖圈都连着一段结实的绳子。而自己手中只扯着其一。其余的平时看不见，不知都扯在哪些人手中。他的路越平坦，那许多根看不见的绳子便渐渐绷紧。当他行走得较顺利时，那些扯着另外许多根绳子的手，就必然要使暗劲儿朝四面八方拽了。那些人只能容忍他的命运像盲人的引路犬一样，导他往坑坑洼洼脏兮兮污水遍地乱石成堆处跟头把式踉踉跄跄三步一跤五步一倒地走……许多人其实并非败于或死于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活活勒毙的。难道所谓社会应该是你手中拽着我的“狗”，我手中拽着他的“狗”，他手中拽着你的“狗”，人人手中都拽着别人的“狗”，人人的“狗”都被别人拽着的“遛狗图”么？……

我实践我的信条既不动摇也不后悔。

朋友们又向我讲“小阿姨”席卷雇主家的财物溜之大吉的事例。我听起来总觉得多少有些演义的成分。我曾给《人民文学》的编辑王勇军推荐过一个“小阿姨”——我的儿子幼时所雇的安徽“小阿姨”的堂姐——在勇军夫妇独子临门而小命垂危的时候。据勇军讲，有的“小阿姨”见了那小家伙直摇头，不敢受雇。而我推荐去的“小阿姨”则表现出一种“见义勇为”的气概，当天便留在了他家。如今勇军的宝贝疙瘩相当健康。他见了我每每夸奖：“那姑娘真好！和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救了我们儿子一命。我得感激你啊！”

勇军夫妇和她至今仍有书信往来。她专程来北京探望过他们。他们还借给她钱回农村去开书店。我想，倘她并未在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家中当过“小阿姨”，可能未必会产生出回农村去开书店这样的念头吧？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么？

终于有朋友被我说服，答应试用一个月。

然而不足半月，朋友便来告诉我：“她走了！”

我问：“怎么走了？”

“因为我说了她一句——你笨得出奇！”

“噢……”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拐走什么东西了么？”

“没有，那倒没有。”

“不辞而别？”

“嗯。不过也不算不辞而别。台历上留下一句话——城里人刚到乡下，在我们眼里也常常笨得出奇！”

“走了就走了吧，也不值得你专程来告诉我。”

“我是觉得，怪对不住你一番好意的嘛，我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她的字倒写得蛮不错的……”

“毕竟读到了中学啊，还写过诗呢！”

“写过诗？我不信！”为了使朋友信，我拉开抽屉，翻找出那农村少女请我指点的诗。它以工整的循规蹈矩的笔迹抄在一页田字方格纸上：

轻风抚轻草，

黄蜂觅黄花。

春水一塘静，

田蛙几声呱。

那一页田字方格纸，也许是从她弟弟的作业本上扯下的吧？而五言绝句的格律练习，却是由于怎样的一种启迪又是怎样开始的呢？那一份儿闲适的恬淡是真实可信的么？如果可信，又为什么逃亡呢？

朋友说：“这没什么，顺口溜而已。拆开了，倒是两条小对子。南方的乡下，尤其两湖，多有目不识丁却能口出对联的老农。识几个字的，自然就更有了那么点儿意思。”

朋友说完，匆匆地就走了。

面对那一页折了一两折的田字方格纸，我又陷入了对于人生非常宿命的沉思……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这类乎废话。

不算废话的话倒可能是下面的一句——废话是因为说多了而无效才成废话。

一九八八年，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早已处在极不安定、极其浮躁、极易发作的崩散状态。从南方刮来的普遍软绵绵的、吟情叹爱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图抚慰人们心灵的商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钱。相反方向刮来的强劲的“西北风”和“东北风”似乎大有扫荡软绵绵的南方熏风不唱狂人们不罢休之势。这股风和那股风最终卷裹走的都是金钱。霓虹灯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红光紫气。演唱会广告和有奖储蓄广告争夺宣传地盘。当我们今天回首龙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种“长歌当哭”的虚假之感？大兴安岭失火了。“那么大的火，怎么就被扑灭了呢？”云南发生地震了。“怎么不发生在北京呢？”飞机失事了。“怎么不是当官的们坐的呢？”报载某省某市某局长贪污案发。“嗤，不就是个局长么！”在今天，一九八九年七月，追录这一切，似乎全没了意义。但是，它的的确确应成为一九八九年在狂飙嚣起的前期备忘录。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层层结网超过了人们的容忍程度。腐败现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赌博、卖淫、弃婴、少儿辍学、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终解释是“初级阶段”，民众的认同逻辑便只能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有两件事现记追录如下：

其一：有天中午，因来人误了做饭。眼看到了儿子上学的时间，只好领他去北影小食店。因没换米票，不卖给米饭，却又没有面食。央求许久，总算勉强卖给。六两米饭，收了七角二分钱票。六两米饭，七角二分！我那种愤怒，简直不能克制。以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竟敲我的竹杠！大吵一通，掼碗而去。六岁的儿子空腹上学了，独自个儿一个下午气得恨无宣泄处。发誓明天还要去吵个孰是孰非。憋着股窝心大火，待到妻子下班，咄咄地问：“大米究竟多少钱一斤？”答曰：“农贸市场售价九角，还要一斤米票。”又问：“无米票呢？”答曰：“一元二。”掐指一算，六两米饭，可不七角二分么？想起卖饭的有话在先——粮店没米，这是从农贸市场买来的议价米！却原来吵得理亏的是我自己！悻悻地再问：“一斤米，怎么就会一元二了呢？”妻子没好气地回答：“你问我，我问谁去！”唉，不常采购的我，保留头脑中的仍是几年前的米价——最贵也不过三角七八分。仅仅几年，涨了三倍，不能昧着良心总指责中国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差啊！于是第二天，早早地到小食堂去，向人家承认错误。正是：男儿本非吝啬女，把得铜钱先市米！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其二：龙年岁尾，我已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却仍家居北影院内十九号楼。一日贵客临门，洽谈这儿童电影赞助事宜。平素不借钱，升官才乞讨。肯赞助的一视同仁，皆以贵客款待之，不代表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原则，仅只是我个人意向。贵客提出参观童影，欣然奉陪前往。北影、童影相距不远，出了北影后门便是。贵客的小车抵达后门，守卫的“经济警察”板起面孔不肯放行——从前门绕！绕便绕，那态度，可就使预备赞助的贵客不舒服。尴尬的当然更是我。小话一打，谦恭半扎，总算获得了“门爷”恩准的一摆手。回返时，叮嘱司机：“咱们还是前门绕行吧！”司机不以为然：“前门后门，这不都是回你的家么？难道你们厂有规定，回自己的家也不许打后门回了？”北影厂据我所知还没这么一条规定，托儿所、小卖部在后门，若不许住厂内的人从后门回家是荒唐的。说话间，车已拐上便道，接近后门。非本厂司机，自然不能硬逼着绕前门。结果不出我之所料——“门爷”横眉立目，泰山也似的挡于后门口，吆喝之声如促骡马——“出去！出去！”忙不迭地赶紧赶紧地我就下了车。对方却哪肯再理会我说尽的谦恭的小话！没奈何只有对贵客讪讪地道：“对不起你们从前门绕吧，我从后门步行回家。”对方凛凛地朝我伸臂竖掌。臂若杵，掌若镗，厉曰：“你也得从前门绕！”

这便奇了。当然要问为什么。从前门绕，车行十分钟。从后门入，十个数内车便到我楼下了，还指令我也从前门绕！“因为你刚才说了，你是童影的！”“可我家住北影院内！”“那你也明明是外厂的，前门登记去！”“难道要我每天回家，都得在前门登记？”“那我不管！”“可我还有一半的关系没调到童影！”“那我不管！”明摆着，今天这一位小小年纪的“门爷”心里不痛快！难道我好话一打谦恭半扎地忍到了这份儿上就很顺气么？我大吼一声：“你混蛋！”“你骂谁？”“老子骂你！”对方跨将上前，便待动武。我的贵客连同他的司机，慌慌地钻出小汽车劝架。我怒不可遏，准备接招。对方见我并不示弱，退入岗亭，抓起电话，急急求援：“后门有个歹徒捣乱，都赶快来！”贵客连同他的司机劝我：“你上车你上车。咱们兜风去！咱们惹不起！”我当然不能临阵脱逃，长这么大我就没在什么关头临阵脱逃过。转眼间已围了许多人。转眼间一队经过专门训练善于擒拿格斗的“准士兵”，或跑步或猛蹬着自行车，汹汹地一往无前地就奔将到了！一个个攥着武装带握着黑漆警棒。要么束手就擒，要么见个高低。

我从地上操起铁棍一抡，高叫：“谁先上，谁先死！”他们还真不怕死。我也到了既不怕被打死也不怕打死别人的份儿上！那一条铁棍沉甸甸的足有三十斤。那时刻我头脑中一片空白。眼见一场以寡敌众的恶斗即将发生——而我只图拼个天昏地黑、拼个头破血流、拼个你死我活。那时刻我真的暴怒了，真到了一丁点儿都不惜命的地步了。我的对手们竟至于不敢贸然上前，他们来到北影以后第一遭碰到一个我这样的。

人们劝着、挡着。幸亏来了几位导演。他们穿得很是体面。他们怕的是我吃亏，不遗余力进行调解。“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嘿嘿，拍电影的……”可爱的几位导演朋友！知识分子的本能的谦虚作祟，似乎都有点不好意思自称是导演。若说是导演，也许给他们点儿面子，拍电影的可就杂了——这又不是拍电影！“闪开，今天我们非教训教训这小子不可！”“谁教训谁不一定！”我横着铁棍单等有机会像孙悟空那么抡……混乱中也不知什么人硬是从我手中夺去了铁棍，抛掷于地，喊：“冷静！冷静！双方都克制着点儿，他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这一句话倒起了效果——对方一个个那副愕然的样子就甭提。“他是作家梁晓声！”替我担心的人赶紧在见了效果的“副厂长”后又续上一句。对方们面面相觑，不但愕然而且怔然了。刹那间我回到了后天的自我——真正太有失体统了！对手中，毫无疑问有属于我的读者那一类文学青年。他们的目光尤其令我惭愧。二三分钟后，他们揣着满腹匪夷所思的问号嘟嘟哝哝地离去。我则气咻咻地回家。回家后肝区疼了好一阵子，细想想，若我当众被打得头破血流，大概打了也就白打。倘我将他们中的哪一个的脑袋一铁棍砸得脑浆迸裂，不但要偿命，则文坛又多一野史，社会又多一新闻。总之，结果倒霉的横竖是我……

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有杂文一篇，题乃《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今我以切身之体会，提出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

年轻的门卫心里为什么不痛快？而我又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有涵养些？礼貌之至地说句：“明天前门见。”那又幽默得多么得体！中国人，中国人，你为什么潇洒不起来？你为什么幽默不起来？你为什么动不动就生气？你为什么总好像心怀敌意似的气你的同胞？如果幽默是教养，那么潇洒仅仅是风度不也就是气质么？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好可怜啊！我们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多少次地隐瞒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而当我们久忍一发之时，却常常难免地为了些许何足挂齿的小是小非，往往为此付出后悔莫及的代价。中国人，中国人，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里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气。我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难免会宣泄在别人身上。别人受了我们的气难免不又去气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是卖肉的、收水电费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换煤气的、理发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级、同仁、下属……于是他们的气又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宣泄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里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气。倘说我们都是自己在生自己的气未免滑稽。但若打一个比方，恐怕我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多么像多米诺骨牌现象！似乎每一部分中国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国人都不顺眼，都来气。轻蔑和憎恶，在中国人之间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国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轻蔑和憎恶我们自己。我们仿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践的心理游戏。我们不愿玩这种低劣的游戏。但我们已经患上了玩这一种游戏的“游戏症”，我们渴望受到良好的社会教养。但社会本身已变得厚颜无耻甚至下流。我们对自己对同胞对社会都不满意。我们对自己对同胞都无可奈何。一九八八年，中国人，如果你是一位最有头脑的中国人，你能向你自己向你的同胞解释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么？“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一句话，简直就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级注脚。可以认为是誓言，也可以认为是呓语。迷信，从农村包围城市。麻将，从党内搓到党外。足球，在国际赛中连遭败北，而在官场之上却“国脚”辈出。台球乃文明娱乐，一经“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了街头巷尾小痞子们赌博的方式……中国，中国，新纪元之舟刚刚扬帆起锚，普遍的我们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纪末心态”的病菌。

比较一下是有意思的，也是发人深思的。所谓“世纪末心态”，于西方人而言，好比信心十足地上了一次列车，却不知该在哪一站下车！哪一站的停留都是短暂的，绝不等待任何一位下车的人，也绝不等待任何一位上车的人。每一站的站牌上都写着一行字是——上？还是下？不许磨蹭！照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留恋，又似乎哪一站都不值得下车。而且那列车是高速列车，而且在运行中不断地增着加速度。尽管豪华，尽管舒适，但不知道应该在哪儿，下车，总不是件踏实的事儿。享受也不是享受了，那是由盲目而产生的心理疲劳，那是由惘然而产生的沮丧，那是由沮丧而产生的无所谓。西方的速度使西方人感觉仿佛他们正驰向世纪之末。“世纪末心态”油然而生，归根结底，在西方，它也更是中产阶级彷徨于当代迷失于当代的惆怅。在中国人，于我们黑眼睛黄皮肤的同胞，情形刚好相反。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于是人们从那一个车站奔向下一个车站……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挤不上、挤不上，似乎永远挤不上！……只要能挤上去，不管到哪儿都行啊！普遍的我们的同胞那份儿焦灼啊那份儿唯恐被永远抛弃在站台上的委屈啊，真是无法形容！

西方人的“世纪末心态”，属于坐在车上的人们的心理症状。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属于拥挤在站台上的人们的心理症状。西方的情形是，站台上的人，冷漠地无动于衷地望着车上的人们，心想——你们究竟又能被载到哪儿去呢？无论你们被载到哪儿去，和我们又会有什么区别呢？中国的情形是，车上的人，侥幸地得意洋洋地望着站台上的人们，心想——拜拜，我们先走一步啦。你们耐点儿性子等到下一个世纪吧！在西方，有钱就能上车。在中国，有权就能上车。在西方，人们监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计限制着权力可能对于金钱的支配和污染。在中国，人们监督着警惕着千方百计限制着金钱可能对于权力的支配和污染。在西方，更是有权的人也抱怨金钱万能。在中国，更是有钱的人抱怨权力万能。其实，中国式的“东方直快”或“东方特快”，离开始发站——落后的中国并未太远。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是本世纪中国人心态的超前感染。是一类妄想型心理症状。如妄想型精神病人以为地球人业已全部登上火箭就要去过神话般的宇宙生活，而自己将会被阴险地遗弃在地球上。

最根本的区别，西方人的“世纪末心态”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现象。中国人的“世纪末心态”是人类的物质危机现象。物质分配之不合理，使普遍的中国人怨声载道。当他们将目光望向政府，希冀获得公正时，他们仿佛看出来了，政府似乎没有良策。人民无奈，政府也无奈。于是人民只有沉没于无奈的渊底。在那深深的渊底他们积聚着他们的愤懑。

回首龙年，那一种“太平盛世”般的光景，是多么虚假！那一台台的轻歌曼舞，燕语莺啼，真乃长歌当哭啊！

中国人，你，如果你不是一个迟钝了思考的中国人，你老老实实地回答别人，也回答你自己！在一九八八年，难道你竟没有过那种翻江倒海石破天惊的预感么？

那一台台轻歌曼舞、燕语莺啼之中，只有两首歌在我听来词遏行云，曲挫白雪！那就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和《一无所有》。前者无奈得悲怆，后者悲怆得无奈。那乃是一九八八年下里巴人们的“天问”！我能理解小青年们听时为什么顿足和高吼，却无法理解女歌星们唱时何以笑靥盈盈……

还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是一件事——等富贵，均田地。诚如毛主席诗词所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一纯粹农民的平等意识因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统治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而现实似乎使人感到——平等愈争愈少，愈争愈眼见成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觉得现实耍弄了他们，仅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并不能使他们的失落感趋于平衡。“相对贫困”使不平等的裂缝分明地愈来愈深广。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

迷乱、癫狂、咽泣、呓语、呐喊、吼叫、呻吟、低述……某些流行歌曲所传达的，最能说明是时代本身的情绪。一九八八年，我常在充耳不绝的流行歌曲中写我的《雪城》。

一九八九年，八月里炎风灼灼的时候，犹豫地思考我还要不要写完这篇文字。

龙年岁初，某一天，满走廊几条嗓子同时喊我的名字。最先是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被一个男人接庄，振聋发聩地传给一个孩子。那孩子的声音尖厉得使我捂上了耳朵。走廊太长，公共电话在走廊中断。全体居民都是义务传唤员，你传我来我传他，极其负责。

电话是作家张承志打来的。他刚调至海军创作组不久，他的家也刚搬到海军大院去。他原先的家我去过，比我的居住条件强些，却也强不到哪儿。他的老母亲暂住在他二姐家，他二姐家在新街口，自然是离我不算远的。他在电话里求我为他拦一辆出租汽车——下午两点左右，他要到他的二姐家去，将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女儿接回海军大院过春节……

放下电话，回到家里，却见一瓶改稿的红墨水，从我的写作“专桌”上掉在床上——床单中间便开了一朵偌大的红牡丹，泼墨画似的……匆忙之间，也不知我怎么就将红墨水瓶碰倒了。

十二时半左右，我踱出北影大门，站立在两条单行马路之间，招手拦车。

不知不觉地，我又有半个多月没出过北影厂大门。食堂、办公室、家——三点成一线，绞住了我的活动范围。半个月没出过北影厂的大门，却也从未感到憋闷。写作和科研是深居简出而不使人感到无聊的事，所以才值得热爱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南来北往的出租小汽车，每三五分钟驶过一辆，十之六七无人搭坐。有时几辆衔接驶过。但任我频频挥手，竟无一辆肯停。四十分钟过后，我焦急起来。昨夜一场大雪，路面非常泥泞。据说，清晨有清路车撒了盐，怕的是雪被压实，路面滑，造成交通事故。

北影出入的熟人，见我伫立街心，问：“站这儿干什么啊？”我答：“拦小汽车啊！”“拦小汽车？就你这样？回家去换身衣服！”那一日我穿了件很旧的蓝“棉猴”——已经是羽绒服时代，蓝布“棉猴”就不免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何况很旧。脚上呢，一双旧皮鞋。没鞋带——图上床下床方便。鞋和裤腿，被车轮溅满了污点。多日没刮脸，胡子特长。还肩背一个褪了色的士兵挎包——装的是承志要借的几盘古装武打录像带。

整个儿一副上访者的形象。我想人家的话是不无道理的——大概以为我真是上访者，会耍赖不付车钱。

于是匆匆赶回家，脱了“棉猴”，换件不常穿的风雪衣。临出门，想了想，将几包“长乐烟”塞入兜里。又想了想，翻出几本所剩不多舍不得再送人的小说集——自己的。用根塑料绳捆扎了，拎在手里。

重新站在马路中间，十分钟后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

“师傅……”

“去哪儿？”

“海军大院……”

“不去！”

“师傅，师傅，我说得不对！先去新街口，再去海军大院……”

“包车？”

“这……多少钱？”

“一天一百八！算你半天，给九十吧！”

我寻思尽管张承志付车钱，尽管他是有些稿费积蓄的，九十也太多了呀！不替他还还价，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也觉得怪坑他的。“师傅，你看这样行不行——四十五！海军大院不算很远啊！”话未说完，车已开动。“师……”眼睁睁地，车已驶出了几十米……

旧蓝布“棉猴”换成风雪大衣。我知自己肯定不再像“上访者”，何况据我所知，这些年有情绪上访的人也不多了呀！信心不但未受挫，反而无比坚定。倘我今天连这么一个小忙都帮不上承志，我也太办不成什么事啦！而主要的是，天寒路滑的，承志的老娘和女儿，可怎么跟随他回家去呢？

这个忙是无论如何要帮成的。我不信我帮不成。二十分钟后，又拦住了一辆车。我想我必须改变一下洽谈方式。

“师傅，求您帮助啦！”

“到哪儿？直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位朋友，是位作家。写过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黑骏马》啦、《北方的河》啦、《绿叶》啦、《大坂》啦……”

“我问你到哪儿！”

“海军大院！”

“啰啰唆唆的，不去！”

“师傅，您别急！千万听我说完——他老母亲有病！他女儿也有病！他自己……常年的病号！今天这么一天，我不替他拦住一辆车，他们可就回不了家啦……”我急急地说，生怕对方不耐烦起来。我当然不是咒承志，是除了这么说，不知该再怎么说，才能感动对方。

对方分明已不耐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唆啊！我这又不是救护车！”

我火了：“你就成全人一次，于你有什么损失呢？”

“滚！”

骂声还未落地，车如箭而去……

我怔愣了一会儿，看一眼手表，更急了。返回厂内，借辆破自行车，直奔北太平庄出租汽车站。商场前，马路边，停着四五辆出租小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问。一概不去。

“有外汇没有？没有？那就不好商量啦！实话告诉你老兄，我的人民币定额已超了，外汇定额还没完成……”

“你要包，我就去。”

“你要去，我就包。多少钱吧？”

“一百。”

行。我想，替张承志暗垫五十，今天我也得把车引到他姐家！

“别信他的！送到地方了，跟你耍赖。你能拿他怎么办？”有个司机挡横。心有所动的那司机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先交钱吧！”

“这……”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跟我来这套？”司机皱起了眉头。

“我绝不是那种耍赖的人！请相信我！这是我的工作证，可以押在你手里。我也跟去。你把我送回家，他付你五十，我付你五十……”

“北影的，编剧……”

“是，是。这几包烟，送您……算点儿感谢的意思……”

“长乐……我不吸这种烟。你没听说……这种烟吸多了，影响性功能……”

我没听说。我一向吸“长乐”。我好不尴尬，存心暗算人家似的！“那……真对不起，我不知道……”红了脸，慌忙揣起烟，将那一捆书，从车窗塞给司机，“这是我写的几本书，写得不好，瞎写。送给您吧，咱们交个朋友！”

“噢，还是位作家，挣了不少稿费吧？”

“没挣多少稿费，按月算，没你们挣得多。”我希望通过交谈，套近点儿感情。

书从车窗塞出来了——“我们不看这类书。我们也不和作家交朋友！”

“那，您这车……”

“不去。我刚才跟您逗着玩儿呐！”司机对我也“您”了起来，一副“狡猾狡猾”的样子：“我哪能真要您一百元呢，那不成敲竹杠了嘛！我从来不敲顾客竹杠。一会儿我这车还要去接人呐！”

我一听就明白了——是怕我的竹杠不好敲！是怕如果敲了，惹出点儿麻烦。“师傅，我绝不会揭发您的！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话！我那样做不是太缺德了么？我不会的，真的！”我信誓旦旦，简直就是在鼓励、怂恿和乞求对方放心大胆地敲我一竹杠！

“您又凭什么揭发我哇？我不是一个劲儿地在向您解释，我不过跟您逗着玩儿嘛！”

继续磨了多时嘴皮子，越磨越僵。我多一份虔诚，司机则便多一份坚决。我的话说得越恳切，司机似乎越发看透了我心怀叵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啊！转而“动员”另几位司机。另几位司机仿佛也已从旁识破了我的鬼把戏，看透了我的鬼心肠。一个个默默对我冷笑，光是冷笑，连头都不屑于对我明确摇一下。

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撇了他们，推着自行车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出租汽车站去。不经意间，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推开出租汽车站的门，见几个人正打扑克。墙上的电子钟，时针指示二点二十分。

没时间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

我大声说：“各位，我现在遇到难处了，我现在需要一辆车送我的朋友和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女儿回海军大院，谁愿和我交个朋友，辛苦一趟，车钱好议！”

众司机看了我一眼，继续打牌。其中一个边出牌边问：“你哪儿的啊？”

我说：“我是北影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得挺近，交往方便。看电影，今后只管找我。逢外国电影展，我给你们买联票……”

“你能把我调到北影去当制片么？”

“这……”

“一来真的，就蔫了不是！”

他们都笑起来。

我转身便走。骑着自行车来到张承志二姐家，快三点了。

他问：“你怎么才来啊？”他的女儿和他并坐在沙发上。他拉着他的女儿站起，就想往外走的意思。

“车没拦到……”

他怔了。

“咱俩一块儿再到马路上去拦？”

“算了。”他很失望，又问，“你骑自行车没有？”

我说：“骑了。”

他说：“那用自行车驮着我母亲吧。”于是他抱着他女儿，我搀着他老母亲，下了楼。

我借的那是一辆二六车，车梁短。他的女儿坐在梁上，他在前推车。他的老母亲坐在后架上，我扶着。一路小心翼翼，我们缓缓行进。见了空车，我仍怀着侥幸招手，没有停的。马路上一汪汪化了的雪水，他在前边避得开，我在后边避不开。我若避，就不能扶着老人家了。索性就从水里走，一双鞋成了水靴。

一家商店里，录音机以最高音量播送着流行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呀头……”，一听就是张艺谋那破嗓子在吼。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破成那样的嗓子倒走红！

我望着张承志的背影，心中油然而生体恤。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这样的作家，当得也真不容易。有时很好的创作构想，因在心烦意乱中写成，读者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等条件改善了再写作？那时我们已老了吧？

到了新街口的地铁站，他抱下他的女儿，我扶下他的母亲。他望着我一双灌了水的鞋，说：“扔了，买双新的吧！”

我说：“嗯，明天就买。”

他又说：“幸亏你。我走了。”

我说：“这有什么。我陪你们到家门口。”

“别，我知道你在写。这都耽误你一下午了！”

高大魁梧的他，阻挡在地铁站口，不让我往下走。我也就只好作罢。望他抱着小的，扶着老的，一步一台阶，谨而慎之地去了，我因没为他拦到车，内心里觉得十分歉意。骑上自行车才发现前后胎都瘪了。一路推着走，一路想。想自己从十二点半到三点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接触了那么多司机，也算是体验生活之一种吧！若换了别人，可能不是件难事。怎么偏我，居然就没办成呢？除了证明自己的迂腐，还能证明什么呢？嘲笑自己罢！

走着走着，一撒把，挂在车把上的书，掉在了地上，落在了水中。停了车，捡起来看看，脏了，湿了，那水是从下水道冒出来的，有味儿。便又放在了地上，放在了水中。走出十几步，不禁回头望。毕竟是自己写的书。见一个男人，弯腰探臂，从浊水中捞了起来。蹲着看书脊。就好像一个人在市场上，从水池子里捞出一只王八，看公的还是母的，值不值得掏钱包似的。

我就不走。远远地望着他。不知为什么，我希望他要。加起来，好几十元钱呢！他发现了我在望着他，冲我笑笑，也像我刚才似的，又放回了浊水中。可没我刚才放得那么轻。他冲我那笑，含意仿佛是——你以为你不要的，我就要哇？我也不要！他走了。我还不走。我仍抱着点儿希望，希望有什么人发现那一捆书。再没有一个人发现。一辆四十七路公共汽车驶过后，它不见了。大概被压散，吸入下水道了……

回了家，就接儿子，就打开水，就买馒头……

妻子回来，见了床单那样子，从床上换下，泡在盆里，说：“你呀，尽给我找活儿干！你要学画国画，不好在纸上练习么？”晚饭后，望着妻子疲惫地端起盆到公用水房洗床单，我的内疚无法形容。邻居家的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正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就是北影大门以外的“世界”，也就是我的“三点式”生活范围以外的“世界”。一点儿也谈不上精彩，无奈倒是真的。

请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因了白天的事，会倍感文学的失落，进而倍感小说家的失落。不，作为小说家，我没那么娇气，也自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娇气。何况，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似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生素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生素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加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但我因了白天的事，又确实感到失落。我想今后的社会，人逢难处，谁还肯真心实意地帮谁呢？我后悔根本不该问那些司机谁当过知青！记得我刚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雇了一辆平板车，蹬车的恰恰是一位北大荒返城知青。路上我见他出汗，替他蹬了一段。运到家后，他坚持少收十元钱，我非塞给他那十元钱不可。纠缠半天，他说了一句话：“都是知青，何必认真？咱们交个朋友吧！”于是我便从此多了一个蹬板车的朋友。他现在不蹬板车了。他现在改行维修家用电器了，很有点儿钱。朋友交得也广，但我依然是他的朋友，常常打电话来，问：“冰箱坏了没有？洗衣机坏了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忘了没有？咱们是专门干这行的，坏了千万别花钱去修。公家的私家的，那钱要的都黑着呐！”

而今天，我一向虔诚编织虔诚信仰的“知青情结”，遭到了第二次破坏。仿佛一个蜘蛛在自己身体周围织成的网，被接连两次撞了个大窟窿。倘是鸟儿撞的，还则罢了，若是别的蜘蛛撞的呢？总会多少觉着有点儿感伤吧？

第一次破坏，是在天津。忘了我去找蒋子龙有什么事儿。没有他家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出了站，想搭辆出租汽车先到天津作协去。两个人主动上前问要不要车。心想天津比北京强多了，不是乘客找车，而是车找乘客！两个人便引我走到一辆破旧不堪的吉普车前——连车门玻璃都没有。好在是夏天，倒凉快。问我去哪儿，我说去作协。问我找谁，我说找蒋子龙。他们说——哎呀，蒋子龙！那我们可熟！不算哥们儿吧也算忘年交！说蒋子龙原先和他们住同一幢楼。说蒋子龙没当作协主席时，有什么急事儿，坐的便是他们这车。他们说蒋子龙人好，真是太好了，工人脾气工人性格，又爽快又没架子。蒋子龙坐他们的车，给钱也不要！硬给也不要！忘年交么，能要钱嘛！说蒋子龙从来不嫌他们的车破。说蒋子龙可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他们说他们知道蒋子龙搬到哪儿去了，干脆送我直接到蒋子龙家岂不更好？

当然更好。

于是他们请我坐在车上等会儿。一个陪着我说话——其实是怕我等烦了，不坐他们的车了，另一个说是去办点儿事。

陪着我说话的，喋喋不休尽说蒋子龙。说得我对于他们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这一点，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知道我曾是北大荒知青后，又言他们也曾是北大荒知青。他们确曾是北大荒知青，不是北大荒知青，谈论起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生活，绝不会如数家珍。天津人那股子亲热劲儿啊，哄得我一阵阵觉得不好意思。

这一等可就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

还不好意思太明显地表示出心里着急。

终于等来了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又拉回了两个客。两个想乘车的，一见那破旧吉普的尊容，一询问还是个体的，老大不信任的模样，掉头便走，并且嘟嘟哝哝地说了些受骗的话。哄也哄不转，扯也扯不回。

我替他们讪得慌。

陪我说话的那一个却骂了句：“狗眼看人低！”

摆弄方向盘的那一个倒好性格，半点儿没生气，也没多么沮丧，冲我笑笑，亲昵地说：“你再等会儿啊！”

还等？！

可人家是那么亲昵地说的……

我委婉地回答：“走吧！别正赶上人家吃晚饭。顺路也许有招手的。”

“不就是蒋子龙么，不就是子龙家么？正赶上吃晚饭怕什么？赶上就吃呗！您是他朋友，我们是他忘年交，吃他一顿晚饭还不是吃得有理么？实话跟您讲，咱们这车，得躲着交通警察开，给瞅见了，不是罚款，就是扣车，哪儿敢路上揽客呀！”对方却也坦率得可爱！两位是蒋子龙的忘年交，能不等么？蒋子龙好，蒋子龙没架子，蒋子龙不嫌他们的车破。蒋子龙不是那种摆身份的人，梁晓声若不肯等下去，不就不是好人了么？不就太架子哄哄的了么？不就分明是嫌他们的车破了么？不就成了那种臭摆身份的人了么？都说跑堂的腿，开车的嘴，倘他们四处传播，再有子龙那么优秀的“样板”比着，我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么？

何况已经等了很久。何况没有子龙那一层面子碍着，还有北大荒知青这一层面子碍着呐！等呗！反正沾他们的光，蒋子龙必管饭。就又等了一个小时。陪我说话的那位，业已山穷水尽，没得什么话题了。而我，急劲儿过去，等得也困，听得也困。

幸而摆弄方向盘的那位回来了——还是没揽到客，可便满脸不高兴，也不道声歉，上了车就开。那车，专捡小街小巷交通警察不涉足的市旮旯开。天傍黑，总算是到了一幢楼的背阴面。

“到了。”

“到了？”

“嗯，他就住这幢楼。”

“多少钱？”

“按程计价的话，您给五十元吧！要是念点儿当年都是知青的情分，您就多给十元！”没有计程器，说得好像有计程器似的，好像它在他们心里。

“有子龙这层关系，咱们怎么都好说，是不？”另一个不失时机地，一语双关地垫上这么句话。能不多给十元么？谁叫我找的是蒋子龙呢？谁叫我碰上的偏偏是他们这么两位蒋子龙的忘年交呢？

“他家住几层呀？”

“记不清楚了！你问开电梯的吧。我俩去买瓶酒，随后就来！”

他们便开车买酒去了。

而蒋子龙并不住在那幢楼里。

给天津作协打电话，已没人接了，早下班了。

再说我也不知道天津作协在东南西北哪一面儿。

待见了蒋子龙，也不好意思提。提了，必遭他一番挖苦，岂不更加窝囊？

正是：知青坑知青，有口说不出。

我的虔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来到过我的家里，只要他们开口一说自己曾是知青，无论是北大荒的，还是新疆的、内蒙古的、山西的，便会立刻受到我的款待。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是愿意帮助的。哪怕他们本人不是知青，只不过他们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帮助也是同样全心全意的。我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住过——由于这种情况太多，厂保卫科找我谈过话，希望我提高警惕，谨免留贼纳盗之事发生。记得我当时大为发火，觉得我心中的“知青群体”形象受到中伤——它在我心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为因没有落实种种具体政策而上访的知青们转达申述材料，致使有关部门猜测和怀疑我参与或操纵了他们的活动。我周济过经济拮据的返城或“扎根”的知青。我揣着记者证，夜半三更亲自去替他们排队购买火车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车驮去，亲自送过站，也亲自迎过站。我为到北京来看病的知青联系过医院和医生——尽管这一点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将自己的卧铺票无偿转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当年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她说她的车票和钱包都被掏了。列车员不信，但我信。我惊异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岁的女儿，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们”的第二代。一部分离开了，命运便亦变迁；一部分留下了，将命运和土地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复杂，若不以自己的卧票相赠，简直就没法儿平静。

我不后悔我所做过的事，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的家也没有被盗过。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我回敬现实我的思考。这种思考记录在《雪城》下部：

这么多年来，生活大大地改造了我们每一个人，谁都不是当年的自己了。北大荒返城知青之间，共同的东西，早已消亡得所剩无几。不同的东西，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难以调和的东西，在北大荒知青之间产生了。它增长着，裂变着，像一些透明的然而坚硬的隔板，早已将他们彼此分隔开了，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你、我、他。不错，似乎仍有一种亲近感如同毛细血管，维系在他们之间，使他们在大千世界中好像都很熟悉。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陌生了，那真正能将他们连通在一起的动脉和静脉，已经被城市生活所切断。而他们都曾幼稚地以为，那是极有韧性的，是不易被切断的……

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倘不承认不正视这一点，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虔诚之涅槃，则就很可悲了。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咄咄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写作于某种虚假的虔诚涅槃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感谢生活在我写《雪城》下部的过程中，及时地以尖刻的方式一再纠正我的偏执。这对那一部书是有益的，对我个人更加有益。

你虔诚地珍惜一颗熟了的桃子是可笑的。熟了的桃子比任何类的涩果都更接近腐烂。人也是如此。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虔诚的根苗是天真。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肤浅。故虔诚绝对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人呵，我们在虔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两难啊！

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么？

你见过一个拥抱虔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么？

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

到了一九八九年年初，又有某几位热心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发起要出版一册《北大荒人名录》。我又被通知去参加一个聚会。

朋友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因为是人名录，而非名人录，那么不论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在其中占一条目，并注明工作单位、部门、家庭住址、电话号码、邮政编码。朋友们想得很谨慎，一律不填职务，以体现出一种平等意思，或曰当年的知青群体的意识。

朋友们的愿望似乎在于——拿了这一册《北大荒人名录》的任何一个人，在凡有北大荒人存在的地方，举目无亲亦可以找到亲人。好比上一个世纪，一唱起《国际歌》，工人阶级便寻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似的。没有住处的可以有了住处？饿肚子的可以吃饱饭？兜里没钱的不愁无处借？病倒他乡的有人照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愿望美好是美好。

但我很怀疑它实际上有什么意义。

我断定它绝对不会像旧社会青红帮的“帖子”或现今关系网中人物们的“条子”更管用。

也许，那些对它怀有良好愿望的人还没瞭望到这一愿望的影子，另外的一些人就已经把它铸造为利欲的构件了。

西欧人倡导“俱乐部”精神，日本人鼓吹“社团”精神，但那首先不过是精神的依托，甚至纯粹是兴趣和心理方面的依托而已。西欧人大抵不靠加入什么“俱乐部”实现自我。日本人也大抵不靠加入什么“社团会”满足自我。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这个“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会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难以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虔诚加入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之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故我在那一次商讨出版发行《北大荒人名录》的聚会上，作了如下的发言：一、朋友们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二、倘坚信这一愿望的高尚，必无私地从自己实践起。也就是说，一旦某一天，某一个自称北大荒知青的人（姑且排除冒充行骗的可能性，而这种事几乎不可避免地肯定会发生）出现在我们面前，手拿一册《北大荒人名录》，要求我们帮助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给予经济资助——这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帮助。我们皆应义不容辞。即使受骗了也毫无怨言，道理是那么简单亦那么明白。若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又根据什么相信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愿望？

朋友们却纷纷回答——当然，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起码的。

起——码——的？

我必老老实实坦坦率率地在此言明——除了经济资助这一条，或借予或给予，全在于我一人的经济状况和慷慨程度，其他事于我都很难，甚至相当难。因屡屡地帮助别人买机票、车票、解决住宿问题之类，几回回差点儿没把我为难死！几回回最终我是内疚得要命，抱歉得要命，沮丧得要命，而对方则失望之极！怀疑之极！怏怏之极！

梁晓声——在北京近十年来，在北影近十年，说自己买不到一张卧铺票——谁信啊！面对一个或几个夜无归处的满怀希望来求助的人，面露难色地说自己一筹莫展——哄鬼吧！蹬着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大概只不过是煞有介事地出去瞎兜了一圈吧——这不是太虚伪、太可恶了么？

而若一个陌生人，即便是地地道道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绝非冒充行骗之徒，向我索求五百元以上的给予性的资助，我是会犹豫半天的。上有老，下有小，稿费低，物价涨，我所积蓄的那一笔小小存款，是以备补贴生活之用的。我并非腰缠万贯啊！给予，我是给予过的。周济，也是周济过的。但迄今为止，并未突破三百元“大关”。倘据此认定我是多么不仁、多么不义、多么吝啬，我也只好认了。

倘叩开家门之人，向我说明，他从某省某市到北京来，专为买一样或几样平价的家用电器，诸如彩电、冰箱、录像机之类，或专为兑换外币，则连我自己也想象不出我当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

我自己家里还没有一样电器是平价的呢！

至今我也没有一分钱的外币，也不知在些什么地方可用人民币兑换，怎样兑换。

就在我写这篇东西的前几天，我给十几个在京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打电话——求买一张卧铺票，预定期七天之后，线路是从北京至哈尔滨，而非至广州至上海——所获之回答差不多尽是——“哎呀，这我可没办法！毫无办法！”“老兄，你在北京，是应该知道买卧铺票该多么难的！”“你给××打个电话问问吧！”“我建议你天天到火车站去，等不着退票，也准能买到黑票，无非多花几十元钱呗！”

这还是我在求。所求之人，还是经过考虑，确信只要浪费他们一点儿时间、一点儿口舌，动用他们一次公的或私的关系，可以成全我之人。

而我，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

这也许近乎无聊，但获得的“经验”，于他人是有益的。

归根结底，我自己是不必太为买一张卧铺票愁眉不展的——只要是公务。

而究竟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半夜蹬着自行车去到预售票处，为素昧平生者蹲上一夜，买一张卧铺票？仅仅因为他或她说出那么一句话——“我当年也是北大荒知青。”

故我以十二分的虔诚和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在城市的群体形式。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余暇，如果你有热忱，你可以和当年的知青伙伴聚会、游园、旅行。但你万勿和他们共图什么你认为的事业。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你自己——现在的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他们。现在的你，早已不再是过去的你。过去的那一些、那一批、那一代，那一切包括你自己，在本质上与今天已大不相同。我们都是经过了城市再消化、再处理、再设计、再生产的我们。知青群体意识绝对不可能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在它对你或对别人居然似乎信仰似乎宗教之时，乃是它最不真实、最少虔诚可言、最蒙蔽人之时。不！坚决地不要将你的真实、你的虔诚奉献于它。坚决地不要幻想从它那儿获得真实、获得虔诚。你的真实、你的虔诚仅只属于你自己。如果那确是真实、确是虔诚，自有真实之人、虔诚之人与你互奉。你要付诸努力的事仅只是你自己的事。好比你带着你最宝贵的东西和一些似曾相识的人共同驾舟出海，你越相信他们就是你童时的伙伴，你越对他们涌起童时的信任感，则你的失落感便越大。甚至可能不仅仅是失落，而是惨遭图财害命。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人们，包括不在乎时间的人们，不要为“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等浪费时间，甚至也不要再为各种名目的“沙龙”浪费时间。中国特色的“沙龙”和中国特色的一切一样，一旦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便绝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任何“沙龙”。而在今天，在中国，中国特色意味着些什么，现实回答得比我们每个人都回答得更清楚。

当年的知青朋友们，不要再陷入“知青情结”的怪状纠缠不清。

我说——够了！

让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路罢！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论自己前面是一条怎样的路，都能走得很踏实、很从容、很自信，那么历史一定会评价说——这是极特殊的一代。在你身前有人跌倒，你扶起他。在你身后有人跌倒，你拉起他。

但是，不要挽起手臂，不要排成行列。不要齐唱着一首什么四分之二拍的歌曲！只要这行列之中有几个没出息的、变态的、心地不良的，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乃至危险！

除了军事操练，除了运动会仪式，除了参加庆典或者参加游行，排成行列最不该是男人证明自己的方式。男人在产生这一念头之时便已经是一个弱者了。男人纠缠于这一种心理之时起码可见是被弱者的心理所纠缠。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

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

人太像猴子。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

对象而言，离群是最劣的。对猴而言，离群可能是最优的。

当代人所力争的人的独立性，乃在于力争摆脱猴的某些习性。猴的可恶习性在猴群之中更加明显。猴群维护的正是猴的可恶习性。关于猴群，鲁迅先生曾有过很深刻的评判。

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之，人的群体意识群体心理，乃是全人类的初级意识初级心理。它包含有像猴子集群一样的、藉以维护自己的弱点和劣点的无奈的本能……

以上思考，与其说是今天的我的思考，毋宁说更是一九八八年的我的思考。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偏激的。但人在矫正自己一贯思想之时，大抵难免偏激。不带任何偏激色彩的思想，最不是个人的思考。人的头脑不产生个人的思想，人的头脑便白长着。

一九八八年，现实导致我告别理想主义。

一九八八年，现实导致我重新审度我一向很自我欣赏过的一往情深的“知青情结”，并且决定应该像理发一样，理掉“知青情结”这一满头蓬松的发卷。因为它的曲卷即使可爱也不是天生的。因为它的乌黑即使令人羡慕也不过是时代替我们染成的！

一九八八年，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世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处在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围之中么？人——从这种包围之中走出来吧！摆脱包围着你的人们，抛弃他们，从容地、自信地、骄傲地走你自己的路径！你必受到他们的阻止。尽管你走你自己的路，与他们毫无干系。一个从容地、自信地、骄傲而且坚定地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人，有资格蔑视他们！蔑视他们吧，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崇尚独立品格的男人和女人。当你迈入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权威的国王了！你不会因独立而孤立。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颔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否则，即使你是一个好人，即使你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因你混迹于被现实所教唆的不以虚伪为耻的人们中间，你无时无刻不发现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的卑鄙、腌臜，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连生活本身都变得令人厌恶了……龙年的春节，有两件小事，给我带来过经久的愉悦心情，曾使我对生活非常感动，觉得那是生活对我的犒劳。这两件小事，后面我还会提到。

从初一到初五，我躲在办公室，早去夜归，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了几万字。那几万字，我自己认为是写得好的。整个北影办公大楼静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为放假，办公楼的暖气是以最低温度供给的。妻子每天给我送去饭，半夜我再把饭盒带回家。我不敢睡在办公室。不唯是太冷的原因，还因为我看了几部外国的恐怖电影之后，对阴森幽暗，有着过分的敏感……

龙年的春节，鞭炮声是多么响啊！我听说鞭炮很贵。我听说有的人家，竟放了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鞭炮。那些日子，我一边不知饥寒地写我的《雪城》，一边总在很困惑地想——人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的钱啊？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已经很富了起来。四月初，我全部交稿了。五十六万余字，只有几万字，是在无干扰的日子里写的，也只有那几万字，是我自己满意的——那就是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鞭炮声中，在寒冷的我的办公室里写的几万字。作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写作，乃多么幸福的事啊！上帝，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我愿皈依于上帝，做虔诚的基督徒——但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上帝啊，怜悯一个爬格子的人。

编辑将最后一部分稿子取走时，说：“编辑部对你有一要求。”

我问：“什么？”

他说：“你去看看病吧！大家都对你的身体挺担心的……”

我说：“一定……”

编辑走了，我躺在床上，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但也睡不着……

我病了。

病中，《读者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博览》《八小时之外》《奥秘》等杂志，是我最爱翻阅的。还有，妻子常借回几盘古装功夫片录像带……

功夫片，尤其古装功夫片，当然是精彩的，比如《黑白道》《月夜斩》中那些男人们的敢爱敢恨、敢拼敢死、敢赴汤蹈火、敢闯虎穴龙潭的铮铮气概，是令我很着迷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一个个确也爱得潇洒、恨得潇洒、拼得潇洒、死得潇洒！

冷兵器太使男人像男人了。

我常想，倘我生活在冷兵器时代，便决不弄文，而入深山古刹拜师学武，做剑客，做侠士，除暴安良，惩奸扬善，岂不快哉？

半个月里，我几乎看遍了北影电视剧部所存之古装功夫片录像带。电视剧部主任周晓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开柜门，常说的一句话是：“随便你选，随便你选。几盘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开的是医药柜的柜门，任我取之的是灵丹妙药，专治肝病似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有一盘录像，令我看了后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结局太惨，惨在尸横遍野的乃是众江湖好汉。而恶的代表人物，却在高奏的凯乐中登上霸主的宝座。其实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认真的。许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逻辑，贯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头来，必是善而强者，铲除了恶而强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后悔的录像，却将血淋淋的另一种逻辑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强未必能铲除恶而强。恶而强获胜便是那样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当大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们绝望。它长恶的威风，助恶的志气。用我们的评定术语来说——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正是这一盘从港片翻转的录像带，在我头脑中迸出一个思想——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我看时，恨不得跃入电视，助善而强者们一臂之力。如我幼时看戏剧《白蛇传》时，恨不得跃上台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儿！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蹂躏，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么？”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么？你不就是写小说的么？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

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溶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么？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么？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这是性格悲剧。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在中国，一切被谓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么？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么？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么？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反正都差不了多少。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么？”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于是我又写……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是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

十七元——我还犹豫。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车上已没座了。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作耳语状，嘀嘀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得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 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了？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干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作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

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吃饭间，老杜问：“房间大小，不会影响你的写作情绪吧？”我说：“比我在家里的写作条件好多了。我争取写出一篇好小说。”

第二天起，我就以每天四千字的进度，写《冰坝》。刚从大学毕业时，我一天可写一万字。而现在，每天写四千字，已是从早写到晚，比当年写一万字还觉得累。我从没感到写作是轻松愉快的事。不，我常感到写作是很摧毁人的健康的事。写作时，我吸的烟比平常多三倍。有时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我想我的肺早已被烟熏黑了吧？尼古丁的作用，只有尼古丁的作用，才能使我潜下心思，精神完全进入我的小说之中。

老杜给我派的责编叫萧晓红——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一位女研究生做我的责编，让我觉得怪委屈了人家的。她出差到北京时，找过我一次，随和得要命，说话总是那么娓娓的。一言以蔽之，是位静若处子的女性，身上绝少现代派色彩。思想观念文学观念也并不很先锋。她不喜欢侃，我没时间侃。所以我们总是互相很礼貌。我讨厌能侃的编辑。讨厌一切能侃的人——不论男人或女人。倘若哪一位小说家摊上位责编是侃姐儿，那可就倒了霉了。侃、麻将、酒——这三方面使中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显得俗不可耐。而现实似乎继续一批批大量地滋生着这些个男女。他们在城市、乡镇乃至乡村，如同蟑螂迅速繁殖。有了一个几个，不久便有了一群几群。他们就最最无聊的话题侃得热火朝天。他们传染赌博之风。他们今天撮一顿明天又撮一顿，你不知他们究竟是在吃谁们。他们仿佛是一类职业的侃爷、赌徒、食客。他们真是令人厌恶透了！

《羊城晚报》招待所的早餐很不错——米粥、咸菜、烤小饼。由于胃病，十几年来，粥和咸菜成了我每天主要的摄食内容。餐厅的卫生也令人满意得无可挑剔。只是早餐开得太早——七点半，而我一进入写作状态，同时便受习惯性失眠之苦，七点半常常起不来。并且，我已早就没有了戴手表的习惯。进入写作状态的我，亦便同时没有了时间概念……午餐我在家里也常常是对付或根本不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每天更需要的仿佛不是吃饭而是睡觉。我去小店买回了几袋方便面、面包、榨菜，于是索性完全自由，连午饭和晚饭也很少到餐厅去吃了。

老杜和晓红常来看我，带来他们各自那份儿真挚的关心。对于吃饭问题，他们是很看重的，批评往往便不客气。相声里说“卫生”便是为了活着。我承认我的写作习惯很不“卫生”。他们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多，目的显然是为陪我像像样样地吃一顿晚饭。倘他们不来，我则往往一整天不下七层楼。

八天的时间又写完了一稿，比我预计的时间提前两天。我未即交出。我说要放两天，松弛一下，再润色一番。老杜和晓红当然是完全赞同的。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有暇看电视了。当地电视台的节目，大多是流行歌曲演唱会。男星女星，所唱大抵港味十足，甚至可以说彻底港味。最让人受不了，就是每唱完一首，照例地那声“谢谢”。男人捏着话筒，长吟短叹地唱些卿卿我我的词句，使我联想到旧戏剧舞台上患了单相思的自作多情的娇气书生，使我感到别扭，使我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我以为那是性的扭曲的结果。那如同男人拿腔捏调地装年轻的母亲，把听众当成摇篮里的孩子。不是摇篮曲，你听了也犯困。我想听苍凉遒劲之歌，比如《西北风》，始终未听到。也许广州的男星女星，是唱不来这样的歌吧？我觉得广州的女人，太在意使自己像一个女人了。我觉得广州的男人，大概是顶顶少男人气质的男人。阴不盛而阳衰——悲也夫，广州人！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理了一次发。那是一家个体小理发铺。我迈入后，女理发员操着广州腔问我——剪发？我说——剪发。我以为广州人就是把理发说成剪发的，便也那么回答。入乡随俗呗。她始终用剪子剪，挺认真。好像老太婆用剪子修剪毛了边的毯子。我很纳闷她怎么不用推子啊，可又不好意思问。她剪她的。我闭目养神。等吹完风，我往镜子里一瞧，头发原先多长，似乎还是多长嘛！再瞧地上，也不见多少我的头发茬儿。

我说：“同志，您没怎么给我剪啊！”

她说：“没怎么给你剪？那四十多分钟，我摆弄谁的头来？”

我说：“可您，光用剪子剪了剪啊！”

她说：“剪发剪发，我不用剪子剪，难道还能用推子剪么？”

“多少钱？”

“七元。”

“七元？”——我以为听错了。

“七元！”——她不高兴地瞪着我。

十几年来，我一向是北京北太平庄小理发店单项快理的常客。从没为自己的脑袋花过七块钱！

怏怏付了钱，走出来，也并未体验到以往理过发后那种凉爽的感觉。抹发腊吹了风的头发，似乎老太婆刷了几层糨糊未干的“袼褙”，觉得不透气儿，觉得严罩在头上，越发热了。

我又返回去，请求道：“同志，还是给我动推子理理吧！”

“好，那就给你理！”她和她的同行们交换着使我怪难堪的眼神儿。这番她给我理得很短——满地纷纷落下我的头发茬儿。理毕，她问：“满意了吧？”

我说：“很满意，很满意。”连连道谢。

正待欲走，她止住了我：“还没付钱就走？”

我说：“刚刚付过了啊！七元，您忘了？”

她说：“那是剪发的费，我这是要你理发的费，你剪一遍，理一遍，当然得交两份钱。”

“多少钱？”

“理发便宜，两元五角。”

人家心平气和，人家很讲道理。人家的道理你难以反驳——我只好又掏钱呗……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我居然和我的一个弟弟在广州见了一次面。他和他的同事为单位索款，从哈尔滨飞往北京，想求我买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没见到我，也就没人能替他们帮上这个忙，滞留了好几天，总算买到机票，到了广州，又无住处，而且还要买回程机票。人生地不熟，知我在为《花城》写稿，便找到了《花城》编辑部。广交会期间，外地人没有预订，要当天在广州有下榻之处，谈何容易！

我想这事万万不可麻烦《花城》编辑部，对于他们显然也是难事啊！

老杜在电话里问我：“你弟弟他们有地方住么？”

我伪装出早有安排很自信的语调，十分肯定地回答：“有！有！你别操心啦！”

把弟弟他们接到我的住处，问昨夜怎样度过的，答曰买了几张报纸铺在身下，露宿街头。而那几天广州一直阴雨，没有哪处街头不潮湿的。看他们那样子，脸也未洗，十分狼狈。我那小房间，三个人的存在，便都转不开身了。他们分明都困得够呛，但硬撑着，不好意思便往床上躺。

弟弟问：“二哥，你能找到住处吗？我们买的可是三天之后的机票啊！”

我说：“放心，没问题！你们先轮换着在床上休息休息。”

见他们一个在床上，一个在沙发上，昏昏然睡去，我悄悄离开了招待所，踟蹰于人行道。

靠着一棵街树，吸了两支烟，努力缓解突如其来的心理压力。我决定，转遍广州市，也要为弟弟他们找到个住处！倘找不到，宁肯骗他们，而我自己就在马路上逛他三个夜晚。

那时是上午九点多钟，至下午四点多钟，我差不多是乘着公共汽车转遍了广州市，四处碰壁。

我就有点儿难以回招待所，难以见弟弟他们的面。

徘徊之中，一眼瞥见《南方日报》的牌子，心中产生一线希望——去求记者们吧！他们总是神通广大的。

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办公室外，犹犹豫豫地就不敢敲门。对于我的性格——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屋里一位正在改稿的男子，从窗口发现我欲入不入，欲去不去，久久踌躇，便放下笔，出来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儿。大概以为我上访，或者上告。我只好自报家门，说明走投无路的困境。

“是这样……先别急，我们这儿倒也有招待所，只是条件不好……”

我急忙说：“有床就行！”

“那我带你去。”于是他引我去《南方日报》招待所……

没有床位，的的确确没有床位。一线希望当然落空。虽然落空，但我非常感激，正欲握手道别，不料他说：“你别急着走，等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他便去四处挂电话，挂了许久，电话里说了许多好话，我从旁望着他，心想这人真是好人！我必得记住他这一份儿真挚，将来我必将报答他这一种全心全意的帮助！不管他今天是否帮我找到了一处住的地方。

放下电话，他对我摇头。

我又要走，他又止住我。

冒着雨，他带我接连去了几个旅馆、招待所。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比我住的地方条件还要好的住处——新华社广州分社的报待所。一个房间，两个床位，是给两位要从北京来的记者留的。完完全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开了房间……

我心中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分手时，我问他姓名，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是《南方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钟声同志。

他送我的名片，不慎丢失了。他的名字，却是牢牢记住的。离广州前，诸事匆匆，未能当面再谢，返京后，又病数月，每欲写信聊表感激，屡因心绪烦乱，笔意涩滞，几次作罢。

今录此事，盖因实难忘耳！

想我中华民族，自谓礼义之邦，纵观人间百态，审度炎黄子孙，礼安在耶？义安在耶？唯一个利字，诱使人欲横流，多少卑鄙邪恶之徒，逍遥于道德审判之外！呜呼中国人，我们的明天并不美妙！

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在广州人家中做客。主人是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陪客是出版社编辑林贤治。还有他们的女儿，两位正读初中的少女。黄老师主编之《随笔》，精诚团结各路杂文家、理论家、社会学家及学者，使《随笔》办得庄而谐、儒而锐、雅而通俗，自成风格，可视为案头读物。未谋面前，已有肖复兴写信给我，嘱我若到广州，无论怎样忙，“老黄”是不可不见的。他虔诚请我，我欣然从命。他长我近二十岁，我尊称他老师。按他的意思，大约是搞一次三代人的共同对话。我与林贤治兄算同代。他们的女儿算是第三代。倒也没有什么文字方面的实际考虑。只是对对话而已。两位女中学生，思想较为现代的，是黄老师的女儿。思想较为传统的，是贤治兄的女儿。复兴早已先于我与她们对过话了，据说败下阵来。或者是他自谦，其实舌战了个“平手”？

那是一次愉快平等的对话。大家畅谈文学、艺术、社会、人生、爱情、当代人的灵魂现象等等。黄老师分明是个对国家对民族忧患意识很强的人，但又分明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早地挤入大人们的思想世界。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父母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吧？

两位少女都很单纯，单纯得近于透明。黄老师的女儿不无高级知识分子女儿的优越感，反应机敏，谈吐不失锋芒，指点江山，批评现实，很有些咄咄逼人。贤治兄的女儿刚从农村到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不久，显然对大都市没有信任感，明显地保持着乡土少女的质朴。谈起她那些乡下小伙伴，眼圈便红红的。她们都很聪颖，都受其父母的影响，热爱着文学。在广州这样的商业大都市，我想热爱文学的少女肯定是不多的吧？

她们都有着未被大都市的当代现实所庸俗所污染的少女的完美的灵魂。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这个下场，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初。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但是这样的一些话我并没有对她们说。我不忍说，我不忍。

向灵魂单纯的少女过分冷静地指出生活的无奈是近于严酷的事。我想我那一天并没有在她们面前扮演导师或牧师的角色。我只是倾听并且尽量理解她们。她们将写的诗和小散文给我看，很自信地问难道达不到发表水平么？我看了。我说很好。我说也许可以发表，我说让我替你们转寄某青少年报刊吧？她们都说这是她们的愿望。于是我把她们的写在小纸片和作业本上的“处女作”带回了北京。

我曾向几位编辑推荐过。他们看了都摇头，说中学生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散文？发表不就等于鼓励了一种倾向么？我不认为中学生写出这类诗和这类散文有什么不好。我不死心，不过也没有再推荐过。今抄录如下，也算了却一件事罢！

我们不应使孩子们对我们大人们的许诺产生不堪信任的心理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