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与逝去的集体生活

筒子楼，一种兼具个人居住和集体互助功能的建筑模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商品房兴起，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这些实用性强、美学风格单一的住宅样式并非中国首创，它来自苏联，一个同样饱受人民住房问题困扰的国家。

　　苏联的住房改革，源自战后重建的迫切需求。据资料记载，二战导致苏联境内的1700多个城市和乡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超过600万栋房屋被毁掉，2500多万居民失去了居所。而事实上，住房问题并不是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即便是在二战尚未打响的和平年代，苏联公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才7平方米。尽管战后政府和个人都曾建造了大量的住所，但对于整个国家的无房户来说，相当于杯水车薪。怎样快速而廉价地建造大量住宅，是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他执政期间面临的重大考验。他回想起自己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时的经验，那时他曾鼓励地方政府修建经济实用的简易住房。于是，由他倡议，苏联于1949年开始用预制板建造住房。8年之后，也即1957年7月3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建设大众标准住房的决议，并将这一实践推向全国。

　　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从拥挤的公共住房和潮湿的板棚里，搬到了崭新但无任何多余装饰的“筒子楼”里。这种住房因其独特的时代色彩，还获得了一个带有戏谑性的名称：“赫鲁晓夫楼”。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的“火柴盒”不以标新立异作为目标，彼此之间十分相近，这也给苏联著名导演埃利达尔·梁赞诺夫（1927—2015）带来了创作灵感，从而诞生了俄罗斯人新年必备的影片——《命运的捉弄》（1975）。片中，在集体住房规模化大生产的背景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现了外形相似的“双胞胎楼”，不仅房间布局完全一致，连房子所处的街道，甚至房门的钥匙也完全相同。这使得醉酒后的男主人公阿纳托利摸错家门，邂逅了同样未婚的青年女教师卡佳，从而引发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不过，尽管遭到嘲弄，赫鲁晓夫的住房改革成绩显赫——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筒子楼”解决了5400万苏联国民的住房问题，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1/4。

　　相对于今日的公寓居住模式，“筒子楼”里的生活是喧闹而拥挤的。低矮的天花板、狭窄的厨房、公共的卫生间、嘈杂的环境……个人隐私在这里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如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80）中那样，下班后每家的房门都是敞开的，中间隔着的是一层薄薄的胶合板，彼此之间毫无秘密可言。当为卡佳和果沙充当“月老”的工程师尼古拉来到果沙住处，还没聊几句，邻居老太太便将果沙的一切和盘托出。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导演的电影《五个夜晚》（1979）中，性格活泼、乐观的卓娅不断地在公共生活中锤炼自己的性格；而单身的女主角塔玛拉却被动地“享受”着另一种热情：每天晚上，隔壁房间里一对恩爱的老夫妻都会来她家看电视，衬托其孤独处境。

　　对独立空间的渴求，原本是十分自然的诉求，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种诉求成了一种奢望。1954年，作家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在日记中记下了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对新分配宿舍的“抱怨”：位于五层的房子拥挤而狭长，里面摆了两张床，中间的空隙只有走钢索的人才能通过。套房里还有八个房间，加上她一共居住了九户，所以经常会有人敲她的门：“阿赫马托娃同志，该轮到您擦走廊了”，生活环境与诗情画意大相径庭。

　　阿赫马托娃的处境还不是最糟的。1967年，演员瓦列里·扎洛乌辛和朋友去拜访作家马扎耶夫。由于孩子在房间里睡觉，他们就去了散发着馊饭味的厨房聊天。马扎耶夫告诉他们，他的很多作品都诞生于堆满报纸和杂物的餐桌上。扎洛乌辛描述道：作家唾沫横飞，向他们大谈托尔斯泰，而成群的苍蝇在四周飞舞。

　　不过，“筒子楼”也是一个微缩的社会，道德观念在每个人心中又都有各自的标准。长期的共同生活习惯培养了大部分住户的热情和忍耐力，所以人们总是能看到团结互助的温情场面。普京在青少年时期和父母长期居住在列宁格勒的集体住宅里，房间面积总计20多平方米。他表示，“我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周围其他人四面八方的关怀、体贴和爱”。忙于工作的夫妻俩，经常会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与一群人同居的生活，让你“百年不孤独”，因为身边总有脚步声和交谈声……公共住房的浴室和厨房虽然局促、拥挤，却是男人们最钟爱的社交场所。在巴赫丘萨莱拍摄于苏联解体之后的电影《小偷》（1997）中，“筒子楼”成为整个故事情感线和情节线的重要推动力：鞋匠、音乐家、演员和无业游民共处一室，共处的环境为偷窃提供了便利；而在节假日的聚会，又为每个人的生活增加了丰富的内容。酒酣饭饱之时，人们在客厅共同唱起伤感而温馨的歌曲，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小孩子发展了深刻的友谊，这是独居独户的生活所体会不到的集体温暖。

　　苏联最初建造“筒子楼”时，只是将这些房子视为过渡时期的暂时居所，按照规划师一开始的设想，标准的五层住房使用的时间应当不超过25年。但今天来看，一部分住房已经使用了60年甚至更久。

　　比起抱怨集体生活的拥挤和混乱，很多居住者在告别“筒子楼”之后，总是怀着虔诚的感恩。笔者曾经听俄罗斯的好友多次提到她在集体住宅里的儿时玩伴。每当回忆起大家一起过生日的场景，她就忍不住眼含热泪。2016年，俄罗斯出版的绘本《老房子的历史》十分畅销，其中关于集体住宅的大量篇幅，面向的正是那些对集体住宅怀有深挚情感的俄罗斯读者。

　　在拍摄于1982年的电影《巴科洛夫斯克大门》中，开场的一个画面意味深长：已届不惑之年的男主人公坐在车上，一边听着怀旧的歌曲，一边望着被推土机铲除的老房子陷入沉思……从地平线上被推掉的“集体住宅”，曾在这一代人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让人想到契诃夫笔下被时代抛弃的樱桃园，充满了时代交替的暗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