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越狱花了多少年「中国版的安迪四次越狱流亡万里终逃国外熬到平反5」

本文由徐洪慈本人口述实录《冲出劳改营》(曾用名《永不服罪》)简写而成，总计8篇。

如何钻爆破孔(1963–1965)

1963年初，所有犯人都被转移到了徐洪慈的死敌李元林的封地——丽江铜矿。

1963年春，我被调到丽江东北二十里的丽江铜矿大队。卡车驶过一座砖窑，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向着金沙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抵达了位于跃进桥上方山丘上的大本营。

丽江铜矿大队有两个矿。劳改犯人在高山另一边（向北行军一天）的拉玛古矿工作，而刑满释放的被拘留者则在蜀地以南一英里处的文通矿工作。另有300千瓦水电站、汽车修理厂、马车队等设施。

尽管该山谷的矿脉拥有丰富的铜储量，但由于地处偏远、地形崎岖和通讯不畅，无法进行工业规模的开采。取而代之的是，这些铜是由劳改犯人和刑满释放人员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最原始的方法手工开采的。

在文通矿工作两天后，我们被改组到跃进桥边的水电站，其他犯人被关在金沙河一条小支流附近的木屋里。我们队里有八十多人，领头的是郭祥义，一个三十岁的华平县犯人，长着一张青蛙般的脸庞，平时沉默寡言，一生气就容易上火。

我继续我的医生工作，与统计学家易则勋共用监狱营房旁的帐篷。气候宜人。易则勋曾经在国民党七十一军担任情报员，在锦州战役中被俘，后逃回云南，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捕，被判处十年徒刑。

犯人的工作简单而艰巨：从河岸挖沙子，用竹筐运到水电站新运河的施工现场。

一个普通的篮子装着150磅（一磅合0.45公斤）的沙子，一个人从河岸搬运一个篮子到工地需要一个半小时，每天往返四次。没有路，犯人不得不笨拙地爬上一条狭窄的人行道，造成了很多严重的摔伤。

每天两次，我带着我的药箱到工地治疗伤病和小病。重症病例被送到位于山顶的医务室（步行一小时）。医务室的负责人是一个叫王永华的刑后在押人员。与丽江的医生不同，他不欢迎我，从不说好话。

站在长江的第一段——金沙江边，我想变成一条鱼，一路游回上海。这条河大约有三百英尺宽，水流湍急，有翻滚的漩涡。它那雄伟的吼叫声让我的心充满了敬畏。很少有人敢在冰冷的水中游泳。桥的两端都有哨兵，谁也不能站在上面。望着险峻的山峦和严酷的条件，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在我的刑期中度过余下的两年。虽然我没去过矿山，但我知道挖矿是最辛苦的，死亡率极高。如果领导把我送下坑，我能上吗？

一天，正在劳动的所有犯人突然被命令返回，关在路边的监狱营房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座军营年久失修，在里面跺脚的犯人的重压下，毫无征兆地倒塌了。

听到撞击声和呼救声，我冲出帐篷，来到一片混乱的现场，开始照顾伤员。幸运的是，没有人受到严重伤害。领导立即下令将罪犯关押在汽车修理厂。浓浓的戒严气氛笼罩着大队。

这时，一位高级干部带着他的随从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从丽江来到。

下午晚些时候，刘政委让我给这个大佬打针，嘱咐我好好干。

紧张的我走到大队指挥部，看到刘政委和高级干部坐在门口的石桌旁。他四十五岁左右，神情犀利、傲慢。

他的秘书把注射器递给我，并指示我进行静脉注射。

干部挽起白衬衫的袖子，露出一条丰满的手臂。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用北方口音严厉地问我。

我点点头。这干部胖得连血管都看不清，最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插针打了针。

注射结束，我收拾好东西，向领导行礼，匆匆回帐篷，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则寻。

“他是来吃鱼的。”则寻解释道。

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金沙河里有一种罕见的美味鱼，有时高级干部会来品尝。

附近有一个小型商业中心，有商店、旅馆和餐厅。这家餐厅五角钱供应一道菜——几片腌肉。

我效仿则寻，去那里买肉，被组长知道了，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听说你去过餐厅，”他说。

“去过，两次，”我回答。

“你征求谁的同意了？”

“没有人。”

“你忘记了你的身份，”他喊道， “你绝对没有权利去餐厅，回去写个自我批评！”

这时，一名傈僳犯人背着沙子，被落石砸伤。因为当时我在外面，卫兵把人送到了医务室，途中死了，纪委干部李如清指责我不上岗，玩忽职守。像大多数其他劳改干部一样，他心胸狭窄，不能容忍，不能原谅，再加上我未经允许去餐馆，他决定惩罚我，把我送到拉玛古铜矿。

六月的一天，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和书籍踏上了山，一步一步地攀爬。好在段鹏给我做了一个背架，它的弧度和线条完美贴合了我的肩膀，省了我很多的痛苦和精力。

我花了4个小时才到达山顶，令我惊讶的是，那里有一片平坦的土地，上面建了一所小学。在山谷的底部，我可以看到几栋房子，这就是拉玛古铜矿的监狱营房。

一到地方，我的随身物品就被我的宿敌、丽江医务室的纪检干部李元林检查了。

“你又来了！”他用嘲弄的声音说道。

他苍白而锐利的脸让我厌恶。我转过头，不敢看他。

李元林翻检我的书，说： “你在这里用不着这些，你必须专注于工作和自我改造。”

他说完，把它们一本一本扔在地上。

拉玛古铜矿，矿场里大约有两百名罪犯。我们的领队是一个名叫何耀宗的纳西族人。一看他那恭恭敬敬的样子，你就知道他是个热心的告密者。

我刚放下带来的东西，中队长梁曼奇就带我来到大队办公室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前，坐在我上面。他大概是听说了我的坏话，因为他的话是恶毒的：“你是党和国家的叛徒，现在你将像其他犯人一样，进入矿井，赤手空拳地劳动。”

他让我准备一个篮子。第二天，我跟着队伍来到了南山，低矮、狭窄、黑暗的矿井令人震惊。因为我个子比较高，所以经常把头撞到天花板上。最初，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不是在开采而是在勘探，寻找矿层并试图确定其方向、厚度和质量。

每个隧道掌子面都由两名领队和一名运载工（也称为马尾）工作。轮流。一个领头人拿着钻孔机，另一个人挥动大锤，在25到 30 英寸的深度下放了四五个爆破孔。之后，炸药由组长或道具设置员安排，他们都受到当局的信任，并允许处理防爆帽、炸药和铅丝。

我被分配到马尾工作。爆炸后尘埃落定后，我把竹筐绑在架子上，走到隧道工作面，在筐里装上石头，然后把它们抬出竖井。矿石在入口处被收集并在一天结束时带回小熔炉。残骸被清空到悬崖上。这必须在一个干净的动作中完成；否则，你会陪着那些残骸下到金沙河里。

在竖井内，每隔三十英尺左右就有一个电灯泡。渐渐地，我习惯了黑暗。那里非常潮湿，到处都在滴水。我不得不趟过齐膝深的水坑，背部经常被岩石浸湿。

竖井弯曲曲折：高、低、宽、窄。我背着沉重的担子走不成直线，但是当我向前倾身时，篮筐边缘刮伤了竖井天花板，篮子一天就磨损了。我不得不将一根绳子系在篮子上，让它靠在我的屁股上，手脚并用地爬行。

我和另外几个马尾交了朋友，永胜县的陈万寿和马登云，他们教我做生意。马登云给了我一个垫子，我用皮带系在腰上，以免沉重的篮子刮伤我的腰部皮肤。他们还向我展示了如何通过拉一根绑在篮子底部的绳子把石头倒在悬崖上，并告诉我把大石头放在地上，一次一个滚过边缘，因为如果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了卡在篮子里，它可能会把你扔下悬崖。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喜欢下到矿井里去。因为只有一个入口，没有逃生的可能，所以守卫从来没有进入过矿井，让这里成了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干燥、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抽烟聊天。

由于工作繁重，我们一日三餐。早餐后，每个犯人都得到了一个大玉米面包，可以带去上班。午饭时，电灯泡闪了三下，我们就聚集在矿井口，在篝火上烤面包。以劳改的标准，我们每月50斤的口粮是充足的，但繁重的工作仍然让我们感到饥饿。幸好，蜀地合作店有吃的，我们就派人去买。

我当了两个多月的马尾，给中队长梁曼奇留下了好印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干部，而是一个地质学家，在铜矿上做过勘探工作，并留下来帮助建立矿山。

“工作如何？”他用友好的声音问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愤怒消失了。

“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携带，”我回答， “但我身高六英尺，在某些地方隧道只有四英尺，所以我必须爬行。如果你能让我当领队，我保证会做好。”

在考虑了我的要求一段时间后，他回答说：“好的。你可以和王文和一起工作。”

王文和是泸水汉族，服鸦片八年。他又矮又黄，像个恶魔一样抽烟，但他是个好工人。我们在矿井口练功，一开始就给自己做了个表演。有时我们把另一个人的手打得发黑。有时，钻孔杆卡在孔中，我们无法在一整天内完成一个爆破孔。但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试验，我们终于掌握了窍门，并被派往矿山担任领导。

每次爆炸后，我们用镐清除松散的岩石并彻底清洁该区域。新掌子面总是呈现出不同的挑战，这里突出，那里下沉，永远不会平坦和光滑，高效掘进的关键在于能够根据工作面的轮廓和岩层的分布和方向，确定第二天爆炸的最佳爆炸孔位置和深度，以及爆炸的最佳顺序。

如果我们在水平掘进时遇到矿层，我们必须向上和向下挖一个竖井来确定矿层的厚度。虽然向上隧道很困难，但向下隧道更难。井底不断积水，没有电动泵，我们不得不一次一桶手动抽水。有时我们很着急，在烟雾散去之前就进入了隧道，被烟雾熏昏，不得不被抬出去。

这项工作令人大开眼界。看到我的同狱犯人用大锤一击创造了一个迷宫般的隧道，我很佩服他们吃苦的能力，并为能够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而感到自豪。我可能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但至少我已经看到、经历并在人类工业最深、最黑暗的内脏中辛勤工作。

我很快就把鞋子穿坏了，因为劳教所不给，妈妈给我送来了稳定的补给。鞋子可不是小事。许多罪犯连一双鞋都没有，不得不自己制作。

更重要的是母亲的精神支持。她总能找到我要的书，并把每一期《科学杂志》都寄给我，让我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发现。在每封信中，我都问妈妈爸爸最近怎么样，但她只回答他很好，并告诉我不要担心。从来没有收到过爸爸亲笔写的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无法猜测最坏的情况。

1963年冬天，云南已经从大跃进的最严重破坏中恢复过来，市场上到处都是腌肉和白糖。领导让犯人翻山去蜀地买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的铺位上都挂着腌肉，枕头下还放着几袋糖。

我在马车队有一个好朋友赵宽，他帮我买了我想要的所有肉和糖。我们下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起篝火把肉煮沸。有时，深夜，当其他人都在睡觉时，我会坐在床上，一勺一勺地吃一磅白糖。我们生活条件的一点点改善都会对我们的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大多数人宁愿加班，也不愿回到我们的军营进行一轮令人麻木的政治学习。随着我们的饮食和生活的改善，疾病减少了，医生的工作也减少了。

假期里，犯人有精力组织文化活动。一些人唱京剧或花灯戏，其他人演奏胡琴。陈宗钊的魔术表演是最受欢迎的活动。他曾在杂技团工作，尤其擅长纸牌戏法。有一次，公安局派队到我们劳教所连续三晚放映电影，得到了犯人的赞赏。

1964年过年，矿长王锡林吩咐厨房准备十道菜，真是一顿大餐。我还记得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云南甜肉。有一次，我们把猴子困在一个浅坑里，把它们煮熟。猴肉色泽鲜红，味甜。抗日战争期间吃过人肉的国民党军人李忠说，猴肉让他想起了这件事。

1964年5月，我被调到一队，在永胜县不刷牙的大懒汉子仲云手下担任领队。我团队的其他成员是统计学家苟定鹏，他因为重婚被判了五年；服刑十年的国民党中校铁匠张曼杰；还有爱八卦、挑拨离间的保安王少洲。

有一次，我和仲云打完一个爆破洞，交给韶州爆破。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发现炸药没有引爆，又因为找不到韶州，只能自己处理。许多罪犯在检查失火时被炸成碎片。所以我非常小心，一边加水一边摸索炸药。我拔出引线，发现没有防爆帽。这不是失火，而是空射。

我们立即通知了丁鹏。一直以来，丁鹏都怀疑韶州偷炸药、偷铅丝、偷炸药帽，两人为此争论不休。既然丁鹏有了确凿的证据，领导就展开搜查，发现了韶州的藏身之处。他被单独关押，坚持了几天，终于招供。

韶州没了，仲云和我被派去负责爆破。通常，我们使用韩国硝酸铵，用蜡纸包裹成棍子。将导线接到炸药帽后，将炸药帽压入炸药并用绳子系紧，然后用木棒将炸药棒塞入爆破孔中，并用泥封住孔。

在拉玛古铜矿的那段时间里，我引爆了无数的爆炸，总觉得这份工作很刺激。可以肯定的是，爆破杀死了很多人。致命事故主要是由于不用水摸索失火或误算引线长度造成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就很有趣了。其他犯人仰望爆破者，因为我们受到政府的信任。

到1964年秋天，我的六年刑期只剩下六个月了，我期待着回家。

就在国庆节前夕，所有犯人都被转移到更远的山腰新监狱，建在三个梯田上，上两层有六个监狱营房，最下层是厨房、运动场、厕所和洗手间，所有的一切都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

搬家没多久，梁曼奇就找我聊了起来。

“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坏话，还以为你是个臭鸡蛋。但我现在可以说你不是坏人。你甚至有点天赋。领导想把你调到地质队。你想加入我们吗？”

“我不懂地质，那我能做什么？”

“你数学很好。你可以做计算，”他说。

我在地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是测量矿区数百个点的高度。这是一项艰巨而艰苦的工作。每天，在两名助手的帮助下，我不得不将仪器搬运到遥远的山顶，从国家海拔点开始，一路向下走向矿井。

整个工作我们花了三个月才完成。在这之后，我帮助我的团队成员张林珍整理数据并进行计算，以便他制作出该地区的综合地质图。

我和张林珍合作得很好，他是一个敬业的年轻人。我想知道他做了什么被判五年监禁。中国迫切需要他这样的年轻地质学家。大概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965年1月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走进我们的办公室。

“徐洪慈。”张林珍用奇特的声音叫道， “赵世仪被炸成了碎片！”

我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人会死得这么惨。返回隧道检查是否失火，刚转过一个弯，爆炸撕裂了他的下半身，当场杀死了他。如果他再晚一秒钟到达，可能会活下来。我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悲伤。他被仓促下葬，没有举行葬礼。

学生时代的徐洪慈

无路回家(1965–1966)

1965年4月10日，我完成了六年的刑期。但在宣布我正式“释放”后，李元林告诉我，我将不被允许返回上海，必须留下，即“刑后在押人员”。

心灰意冷的我把东西搬下山，搬到了六厂的宿舍，这无论如何是个旧监狱。我知道作为刑满释放的被拘留者和罪犯的生活几乎没有区别。至少我可以用几块木板给自己铺一张合适的床，晚上需要小便时不必向警卫报告。

一想到要在这偏远的山谷里度过余生，我就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我的任何造反必将招致当局的愤怒，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个痛苦的选择，我决定抓紧时间安顿下来，成为六厂人。

不久，李元林让我去矿井当狱医。起初，我犹豫了，明知会与领导发生冲突，但在他一再要求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为了方便，我被允许一个人住在旧监狱街区的一个房间里，照顾住在我上面的在押人员。

那一年的经济相当不错，尤其是在云南，猪肉自由贸易等政策使市场恢复了生机。有了更好的食物，患肺结核和水肿的人数急剧下降，我们的工作量也减少了。最常见的是外伤、关节炎和切石机肺。

我经常呆在房间里看医学、科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李元林要我学中医，给了我几本中医书，但翻了一遍，我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不科学的做法。这让李元林很恼火，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在我“获释”后，我收到了几封母亲的来信。得知：我的祖母在大跃进期间死于胃肠道炎症。弟弟红年在劳改营服刑三年，远道西去新疆伊宁，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与两个姐姐中的小弟云青住在一起。妈妈说她需要我照顾她。

随着思乡之情越来越深，我越来越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满。

为了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控制，当局指派我在大研农场的老对手穆时钦担任拉玛古铜矿的新政委。他没有忘记我，用仇恨的眼神打量我。

一天，他征用了包括我在内的三十多名刑满释放人员，要将一台变压器从文华搬到十二英里外的蜀地。

那是一个四千磅重的怪物，被装在一个木箱里。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移动它。

有的老手砍倒了两棵树，用粗绳子把它们绑在变压器上，然后在两根支柱上垂直系上杆子，把我们分成两半。根据给定的信号，我们用肩膀将其从地面上抬起，一步一步地沿着山路向上走。当领导大喊“休息！”我们把杆子放在木叉上，休息了一会儿，换了肩膀，然后再次吊起变压器。

我的肩膀肿得厉害。我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丽江高原。第四天，道路是下坡，这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重力对前面的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快到矿井时，我们准备放下变压器休息片刻，变压器突然前倾，险些从侧面掉进深沟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穆长宝的犯人跳了起来，用尽全力推开变压器，避免了一场灾难。

“穆长宝万岁！”我对自己说。但穆时钦却装作若无其事，命令我们继续。

“立功赎罪”是劳教所最陈词滥调的口号之一。穆长宝刚刚做了一件好事，及时的关键一推救了变压器。穆政委怎么就装作没注意到呢？这是劳教所干部只见坏事、不见好事的又一证明。

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我们在最终目的地放下了变压器：新选矿厂的施工现场。

我认识了一些在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昆明的傅刚、河北的蔡伟、苏北的周荣根。傅刚，个子矮，头大，是个优秀的工程师。

蔡伟长得像个典型的北方人，眉毛浓密，眼睛大，脸颊胡须，算盘的使用速度快如闪电。

周荣根年纪最大，体弱多病。

对知识分子怀有特别厌恶的穆政委，怀疑我们抹黑共产党，策划反革命阴谋，派线人报告我们的一言一行。更有经验的被拘留者学会了管好自己的事，除了工作和睡觉什么都不做，从不说多余的话，他们每天都为了活着离开集中营而糊里糊涂。

作为一名刑满释放的被拘留者，我刚开始生活，继续交朋友——这是劳教所里最忌讳的事情。

1965年底，六厂实行新的工资制度，每个人按学历和技能分为八等。

穆政委指定我为“中专毕业生”，月薪四十二块半。我没有和他争论，但我知道他想把脚跟放在我的脖子上，并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分享了我的想法。这时候，我把邮件投到了蜀地的一个信箱里，没想到劳教所领导都在看。不管怎样，四十二块半比我以前的二十七块钱还好，从此以后，我每三个月能给妈妈寄五十块钱。

为准备县医院的流动X光小组来访，领导让我拟定一份可能患有石匠肺病的犯人名单。我当然要实话实说，但我肯定是把太多病人放在名单上了，因为领导大怒，怀疑我夸大医疗情况，让他们看起来很糟糕。

一周后，我被解除了医生的职务，转到文通矿做重工。我不介意。只要能离开那个可恶的地方，我愿意做任何工作。

在文通矿工作的在押人员约有100人，分为采矿队、选矿队、冶炼队和地质队。我要求在矿山工作，但被指派从跃进桥另一边公路上五英里处的一个废弃小矿山运回剩余的矿石。

在我的健康状况下，携带150磅的距离大约是我所能承受的。矿石散落一地，光是装满一个篮子就需要很长时间。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虽然是一月，但山谷里又热又湿，阳光打在我们的脖子上，汗水都湿透了。在文通，我放下篮子，筋疲力尽，一步也挪不动了。

一天，在从矿井回来的路上，我走进一个傈僳族的家，要了水。没想到，一家之主108岁，老伴102岁，儿子以及儿媳已经80多岁了，真正幸福的五代人。他们的储物箱里装满了玉米，虽然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但对我来说却像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小天堂。看到老人和他的妻子抽着烟叶，无忧无虑，心满意足，我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羡慕。

做了一个星期的苦力，受够了，我去找文通地质队的负责人梁曼奇。

“我受不了了，”我告诉他。 “你能从这个篮子里提取多少克铜？这不值得。能不能请领导让我回家？”

“坦白说，我们不信任你，也不会让你回上海。”梁曼奇答道。 “你还没有改变你的想法。对你来说，这将是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你必须做好长期留在这里的准备。艰苦的劳动是清除所有这些反动思想的唯一方法。看着你。你连带矿石都不愿意。”

虽然梁曼奇对我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还经常用浮夸的废话批评我，但我知道他其实是喜欢我的。

“我为什么要带矿石？我不能做点别的吗？”我回答。

“我们不再需要矿井里的工人了，”他犹豫着说。 “那好吧，你可以砍柴了。”

砍柴至少比搬运矿石要好。第二天，我开始使用斧头、大锤和凿子工作。作为领队，我经常使用大锤，我很强壮，能够快速砍柴。厨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成了文通的樵夫。

杨玉民、杨文灿、冉有文和文通地质队的其他队员数学不好，就让我教他们数学。经梁曼奇同意，我每周给他们上两节课，并批改他们的作业。

杨文灿是来自丽江西南五十里剑川的一个白族学者，年约三十岁，中学毕业。他的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传给了杨文灿，他写出了一手漂亮的书法。三年刑期结束后，他已经被关押了七八年。

我的学生很努力，学完代数后，我又教他们几何。

1966年初，国内局势稳定。一切都显得平静。领导请来了永生华灯剧团，这是我们劳教所前所未有的盛况。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县级剧团，但上演了一场感人的演出，我还记得他们表演的一些歌曲。女演员的妆容和服装都很漂亮，而且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在押人员和干部都是渴望异性的单身汉，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表演。

“你看，”杨文灿说着，戳了戳我，指了指前排的干部。 “他们在天堂。”

只见乔仲林等干部嘴巴半张地坐着，几乎要流口水了。

一天，我看到梁曼奇跳进金沙河，划过漩涡，游到对岸，他爬上一块岩石，在阳光下休息了一会儿，又游回来。我也试过在河里游泳，但是水流太猛了，我只好折返。

后来，我被分配去搬运石块，在矿场堆场周围修建围墙。我们的领队是剑川白族何子靖，他摆脱了大饥荒的死亡阴影，重新成为了一个坚强的人。一天，他向我挑战，能否背起一块超过四百磅的巨石。我咬着牙，把巨石背起来。何子靖的热情被感染了，一时间，我们全队被卷入了劳动竞争的浪潮中，大家争相扛起最重的石头。

有时，我们被派去运沙，用来制作小高炉的耐火墙，取自位于矿场上方一万一千英尺山顶的采石场。黎明出发，黄昏时分到达采石场。在顶部，它就像一个不同的世界。当你向北眺望喜马拉雅山时，你所看到的只是一座座山峰，笼罩在忧郁的云层中。最远的山峰是位于四川省数百里之外的大凉山。第二天早上，我们提着装满沙子的篮子下山。路过喇嘛寺，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想知道谁死了、谁还活着。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凌晨起床处理国家事务。这给了我减少睡眠时间以便有时间学习的想法。每天晚上9:30政治学习课结束后，我都会带着书到磨矿厂上方铁轨旁的路灯前坐下来学习，有时直到凌晨 2:00。

这样持续了几个月，睡眠不足对我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十多年来我一直受着可怕的颈部疼痛的折磨。过度工作使我的健康问题恶化，尤其是负重，我的阴囊右侧严重水肿。虽然没有炎症或疼痛，但水肿阻碍了我的行动。我请严医生给我治疗，他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5月22日下午，我们听到：梁曼奇在金沙河游泳时溺水身亡。据目击者称，他像往常一样跳入水中，用力游到河中央，但突然沉没，再次出现并呼救，然后永远消失在翻腾的海浪下。我为他的死感到悲痛，但还没有意识到这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后果。我们经常看到尸体漂浮在河里，男人面朝下，女人面朝上。领导以为可以找回梁曼奇的尸体，便派两名守卫顺流拦截，但等了足足一个月后，他们放弃了。事实上，他们成功的机会很小，因为他也可以在晚上飘过。后来，梁曼奇的妻子，一个永胜农妇，来到蜀地领取丧亲之礼。他们没有孩子。

梁曼奇死后，领导将穆时钦调任文通，由王殿奎承担纪律责任。

高个子皮肤晒黑，举止严厉。王殿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丝笑容，虽然控制住脾气，说话声音很低，但我知道他讨厌我们。

“梁中队长是一个实力巅峰的青年，想要炫耀自己的本领，就这样遭遇了自己的命运。你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穆政委在一次会议上嘲笑他说。

第一次学习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在乒乓球桌旁做笔记，但王殿奎告诉我，他要用段玉良代替我。王殿奎还从其他刑满释放的被拘留者那里收集了我的言行，他们绞尽脑汁地抹黑我。突然间，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能感觉到，但并没有惊慌失措，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收到妈妈的来信，说爸爸已经回到上海，年老体弱，身体不好。我立即回信安慰她。两周后，我收到了妈妈的第二封信：爸爸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震惊和心碎。我一直怀疑父亲的真实情况。当我写信给妈妈时，我哭了，不得不用手帕不停地擦我的脸颊。就连这点小情绪，段玉良也是向王殿奎报告的。虽然我和父亲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我始终感受到他对我的爱，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回报。

6月份，领导给了我一个技术任务：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干燥浓缩的铜矿泥，当时只是放在阳光下晒干。

李如清对我说：“泥浆中含有26%的铜。每年都有好几吨被风吹走。试着解决那个问题。”

在我研究了一些有关该主题的书籍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用电擦干泥浆。但是在计算了输出与功耗的关系后，我意识到这并不经济。李如清提出从矿泥中提取水分。我认为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并说我们应该试一试。

我设计了一个用木板做的实验设施，准备向李如清要一磅钉子。

“没有。”他回答。

愤怒的我决心进行这项实验，我在任何能找到旧钉子的地方拔出旧钉子，并建造了这个装置来帮助我的国家节约资源。但就在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提高技术水平的时候，7月6日，我接到了领导的命令，把我调到丽江“学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