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摄影阐述「八佰摄影指导曹郁我是如何工作的」

“摄影师横跨艺术和技术两个范畴，是帮助这两个世界连在一起的人。你可以和导演聊剧本或者聊美学上的感觉，但也需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量化的，比如光需要打多少，摄影机的光圈需要多少。”本文分享曹郁如何用光影去“写作”的故事。

作者：曹郁

来源：影视工业网（ID：iloveCineHello）

曹郁，1974年8月15日出生，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故事片摄影专业，任职于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内地摄影师。

1997年，曹郁的毕业作品《待避》获第54届戛纳电影节青年电影基金奖 。2001年，担任剧情电影《像鸡毛一样飞》的摄影师，自此开始演艺事业 ，同年拍摄的广告获得纽约广告节摄影奖提名 。2004年，曹郁凭借电影《可可西里》获第4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 。2009年，凭借历史题材电影《南京！南京！》获得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2010年11月5日，担任摄像的时尚爱情电影《爱出色》上映 。2015年，担任奇幻冒险片《鬼吹灯之九层妖塔》的摄影师 。2017年，凭借爱情喜剧电影《摆渡人》获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 。

本文分享曹郁如何用光影去“写作”的幕后故事。以下为曹郁口述（有删减）：

摄影团队如何构成

有时候，摄影团队可能只有四、五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十人，也有可能是成百人，是非常具有弹性的，我们拍《八佰》的时候，摄影团队大概有170多人。

摄影团队一般包括摄影组，摄影组主要是拿着摄影机拍摄。摄影组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是摄影掌机，摄影指导并不一定都是亲自掌机，因为拍摄时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要处理，以及拍摄的时候如果用到多机位，所以必须找到摄影掌机来帮他一起操作。第二组是灯光组。第三组是机械工程组，主要负责轨道车、升降机或者更复杂的移动设备，摄影机的运动都是依靠机械组。第四组是DIT组，也叫数字工程组，主要负责素材收集、整理、编码处理，转交给不同的部门，如制片公司、调色、特效公司等。

摄影师如何开始工作？

“摄影师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给导演提出一个视觉概念，这个概念决定了这部电影能不能成功，或者摄影师能不能成功的基石。”

我和陈凯歌导演拍《妖猫传》时，他有次说：“一个剧组里，有两个角色可以被称为Director（导演），一个是导演，另外一个就是摄影指导。”我当时听了非常感动，也非常受鼓舞。那摄影指导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摄影控制氛围、创造电影的影像气质，捕捉演员的表演。做好这一切非常难，这需要摄影和演员产生信任、互动。需要和各种部门沟通，在现场摄影更像一个“包工头”，所以很多摄影师有时候会被传脾气不太好，就是因为身上的负担太重了。

导演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摄影指导？导演负责整部电影的方向，而影像是更局部、更专业的内容，所以他需要交给专业的人，这个人就是摄影指导。电影史上有很多导演和摄影师合作成功的例子，他们的合作关系很长久。那为什么导演跟摄影一定要绑定在一起？就是因为导演想找到一个人用影像来表达他电影的气质，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电影在现场创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铁三角：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每个画面都是由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完成的。一个摄影师能够得奖，除了和导演的亲密合作之外，从技术层面至少有40%功劳由美术师提供。反过来也一样，一个好的美术至少40%是由摄影来实现。所以除了要找到一个好的导演合作，还需要找到好的美术师。摄影、导演、美术三个人要相互合适，否则剧组就会很别扭。

作为一名摄影师，最重要工作是用他自己的个性、文化修养、习惯，融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创作出一种影像，以此来达到导演的要求。所以摄影师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给导演提出一个视觉概念，这个概念决定了这部电影能不能成功，或者摄影师能不能成功的基石。

准备拍《可可西里》的时候，导演陆川问我想拍成什么样？因为我没有去过可可西里，所以我们先堪景。回来以后我说，我不想拍一个有阳光的可可西里，只想拍阴郁的，这样才能给电影中的人物命运更合适，而不是像明信片似的集锦。

到《南京！南京！》的时候，我们拍了黑白影像。因为我认为黑白对人的精神具有提纯感，黑白影像把所有的元素都天然的抽象化了，观众不会注意到血、皮肤的质感、衣服等等，只会注意到演员的脸。

我和陆川导演说：这部电影不像《可可西里》，是关于环境跟人的关系。《南京！南京！》环境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我构想中，这部电影由不同的人脸来构成。所以用黑白来表现，一方面可以掩盖掉血腥的画面，减轻观众的负担，另外有一个精神提纯感，让观众更注意看这些人的脸。

03如何阐述自己的影像概念

《可可西里》《八佰》摄影阐述分享。“我认为《八百》是一首诗，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

我们每次拍摄前都要提出很多概念，如何提出这些概念呢？一般我会给导演写一个摄影阐述。《可可西里》选景时我拍了很多照片，这些是照片我认为代表了可可西里的样子，我用这些照片组成了一个视觉的感受，配合摄影阐述，去告诉陆川导演我们要做什么。

《八佰》摄影阐述：

“最黑的夜，最亮的光”

《八佰》的摄影阐述标题是：“最黑的夜，最亮的光”（来自《巴别塔》结尾字幕）。这句话从哲学角度可以翻译出很多种意思，也可以给人从视觉上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个标题对我特别重要，让导演看到就能浮现视觉感，可以感觉到我想要一种有对比的、抽象的摄影，而不是写实的。

我认为《八佰》是一首诗，是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这两张照片是塔可夫斯基的《镜子》和《怀乡》的剧照，这两部电影都是非常有诗意的电影，我是想通过这张照片告诉导演，我要拍这种有诗意的影像。

在这首诗里面有批判和赞颂，就是所谓的黑暗和光明，同时有一个微观而宏大的结构。呈现在我们摄影创作时可能就是拍一个特写或者一个全景，我想要的微观而又宏大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要两极的景别：非常近的特写或者非常全的全景，中间的部分会忽略掉了。

到这里，我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要完全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去拍摄《八佰》。

在我认为，这样其实是不够的。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我和导演很久，我们思考过是否拍要成《拯救大兵瑞恩》的样子，这种问题，是一名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要解决掉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完全重复《拯救大兵瑞恩》。《八佰》是精神的旅程，也是一首视觉上的诗。

然后是光的问题，叫做“黑暗与光明”。

《八佰》是中国第一部完全用数字IMAX摄影机拍摄的，全球只有60多台，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分到两台使用拍摄。当我们知道可以使用这部摄影机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八佰》需要要什么质感。我希望《八佰》是现代派画卷的效果，而不是模拟胶片的颗粒感。这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摄影师的喜好问题。艺术没有对错，所以不同摄影师，就会有不同气质的画面。

然后我们还参考了毕加索的画。

然后是关于主题色的问题，我找到了我喜欢的《醉乡民谣》为例，诉说我会降低色彩饱和度，突出绿色、蓝色、黄色、黑色。虽然这是一个30年代的故事，但它是一个冷而现代的色彩。

最后的结尾，我进一步阐释了我的观点，我认为《八佰》是一首诗。

然后，顺便说下《妖猫传》。

《妖猫转》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用光表达很多含义。我们在现场运用了全新的工作方式，拍摄某个场景时，灯全部一次性架好，拍的过程中不会再调整。灯全部接到调光台上，最多时大概用了几百个频道。这在现场很像一场演出秀。

现场可以感性地去调节灯光的颜色和亮度，这在过去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像在这种大制作的电影里，我们会提前有拍摄计划，在现场完全即兴创作是非常非常难的。这种即兴创作要求当事人要有特别强的情感储备，还要有高超的技艺才能完成。我自己也很喜欢《妖猫传》，也很尊重陈凯歌导演，也很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摄影师要给导演提供很多想法，所以摄影师要具有超强的想象力，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同时，还要具有特别强的现场执行力，如果没有执行力，只是构思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没有用，摄影师要能拍出来才可以。

如何开展第一步工作

我的工作方式是首先要给导演一个试片，国外很多摄影师也是在使用这种工作方式。

因为阐述里说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只有把他们变成光线或者摄影机运动才叫实现出来，所以我会先给导演做一系列的试片。

《南京！南京！》试片截图

通过试片我们发现肩扛摄像机的效果更好，肩扛摄影更具有即兴创作的成分，而且更靠近演员。所以《南京！南京！》接近95%的镜头都使用肩扛摄影机拍摄。但是我们也发现固定机位也不错，比如唐天祥（范伟饰演）的死我们就使用了稳定的横移镜头。然后我们也发现红色的血在彩色片中很醒目，但到了黑白片成了深灰色。一个满脸鲜血的人在黑白电影中，感觉像扎在泥中，然后抬起脸以后的效果，完全没有了血的感觉。于是我们试验了各种红，最后发现并不是色彩灰度的问题，而是浓度问题。我们必须把浓度加强，这样在黑白电影里更像血。然后我们跟美术指导郝艺一起，把所有化妆的可能性造型以及置景的材料实验了一遍。

而《南京！南京！》通过彩色的试片，发现彩色片的精神提纯感没有黑白效果好。黑白有种精神的力量感和通俗感，即使不是摄影师也能马上感觉到这种力量。其实拍摄黑白非常艰难，因为有做特效的部分。最终我们是用彩色胶片拍的，在数字调色过程中变成了黑白，最后又印回到了彩色胶片上。因为省钱，所以我们用了最不正规的办法做了这个电影。

《八佰》试片截图

在《八佰》的时候，因为我用了特殊的色彩条件，所以也和《八佰》的美术指导林木做了完整的测试。《八佰》是投资非常高的电影，然后出品方华谊兄弟也想看到我们的成果，也因为涉及到了我们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八佰》在开机前的14个月就做好了试片。

开拍之后，摄影师的职责是什么

“当演员在调动的时候，而摄影机也在运动，这时候才会给人感觉“电影”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单机位拍摄的原因，只有只有这种工作方式，才有空间让摄影机流动起来，才有舞蹈、音乐的感觉。”

拍摄是摄影师最重要的一环，摄影有90%在现场完成，10%通过后期做出来（DI）。摄影师在工作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摄影师要为一个场景打光，提出打光方案。光线是电影视觉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直接产生了亮暗、颜色的区别，也就是产生了气氛。光线完全由摄影师控制，导演会参与意见，但质感基本上由摄影师控制。

摄影机的运动和演员的调度，是摄影师和导演两个人一起控制的。演员由导演控制，导演设计出了演员的调度，摄影师才能安排镜头的调度。这个环节最考验摄影师的应变能力，因为摄影师要和不同的导演去合作，所以要适应不同导演的工作方法。有些导演喜欢自己设计，如陈凯歌导演特别会设计演员和摄影机的调度，就像一场舞蹈一样。所以在现代摄影工业体系下，经常是导演设计了一个调度，摄影师可能会不参与摄影机的运动设计。当然，有些导演则要求完全参与，我跟陆川、管虎两位导演合作，他们就要求要摄影师有自己的设计想法，所以这是有弹性的。而我和跟王家卫导演合作《摆渡人》的时候，他完全不管摄影机怎么拍，只负责演员。所以很难界定怎么合作，摄影师必须要有很强的弹性，才能跟不同的导演一起合作。

这个环节也是具有魅力的的环节，当演员在调动的时候，而摄影机也在运动，这时候才会给人感觉“电影”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单机位拍摄的原因，只有这种工作方式，才有空间让摄影机流动起来，才有舞蹈、音乐的感觉。

摄影师到现场之后，首先是打光，打光确定了场景的氛围。然后邀请演员和导演走位、排练，由导演或者导演和摄影或者摄影去确定摄影机的调度，再由摄影师来安排机位。

在拍摄现场，摄影指导30%精力不是用来摄影，而是用来沟通。电影的第一副导演很重要，他直接控制电影的拍摄进程，我们就需要跟第一副导演沟通拍摄情况、演员化妆、时间安排等。第二个工作和制片交流，比如要使用什么场地、或者调整大家的工作时间。还要和美术沟通，尤其现场美术，商量确定道具的摆放。然后还要和CG部门沟通，光如何打，大家如何协调，都是非常复杂的工作。而像《八佰》这种战争片，还要和烟火、武术指导部门沟通，沟通炸点的安排。总之，摄影部门需要和每个部门都要相互协调，所以我说摄影指导有30%的精力时用来沟通的。这也是对于摄影指导的考验，如何用你的专业度让别人信服，如何在谈判里学会特别好的筹码。这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摄影指导和摄影掌机的工作区分。

在现场，摄影指导还有一个特别难的点，摄影指导是导演现场很有力的配合者。在摄影圈有一个“马铃薯”定义，所有会出问题的环节最终都会出错，所以拍摄特别复杂的场面时，大家是非常紧张的。比如说《八佰》有一千多个场面，有炸点，有现场的风、雨、雪等，任何人不希望自己出错，但有时候无法避免。如果一个错误产生了，可能要等两个小时以后才能再拍。摄影指导要监督各个部门的工作，确保不会出错。但是场景太复杂了，所以开机前一刻每个人都很紧张，这就更需要监督他们，更要鼓励他们。

摄影师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捕捉

“我特别自豪能够在事先严密准备好的框架之下，可以进行做即兴的摄影机的运动与光线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艺术化的东西，让我有艺术家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肩扛摄影，这种感觉特别像弹钢琴。肩扛摄影机时是不稳定的，可能会留下很多缺点，但这种拍摄方式是最直接的。拍《南京！南京！》时，我们没有分镜头，我在现场看陆川排戏，灯光打好之后，我们就直接开拍，一次一般会把一卷胶片拍完才停。每次拍摄到最后都是全身在颤抖，也非常艰苦。但是每次靠近演员或者每次离开这个演员，或者歪一点或者低一点、高一点都是本能的反应。所以在《南京！南京！》里，我特别开心的是做到了“即兴捕捉”，到《妖猫传》和《八佰》是光线的即兴。虽然我很喜欢即兴，但我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所有工作想得特别细，但到了现场创作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即兴，就像爵士乐一样，那种感觉特别美妙。我认为只有即兴的东西才是最有生命力，才是最本能的，因为要看清每个演员每个表演，下意识会知道用摄影机去强化表演力度还是弱化节奏，等等。

凡是即兴创作的电影，在正式开拍之前，其实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只是想好了第一个画面从哪开始。所以在我自己掌机的时候，其实是用两个眼睛来拍，而不是闭上一个眼睛，因为这样就看不到周围环境。只有这样在拍一个人的时候，一只眼睛在感受演员的表演节奏，另外一只眼睛观察周围，从而调控摄影机与演员的表演节奏达成互动。这是一个很感性的过程，很难用语言描绘，像演奏音乐、舞蹈一样。我特别自豪能够在事先严密准备好的框架之下，可以进行做即兴的摄影机的运动与光线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艺术化的东西，让我有艺术家的感觉。

电影剪辑完成后，会拿到调光室做调色。在这个阶段我会把电影看到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几乎每个镜头顺序都已经记住，所以当一部电影最后完成调完色之后，几乎短时间内都不想再看到了。调色可以理解为一种超高级的美图秀秀和视频版PS。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我需要在银幕上反复确认。有时候在调色的过程中，我会对自己的初衷产生怀疑，思考电影真的应该是这个颜色吗？因为调色的阶段已经距离创作的最早的阶段离开很久了。比如《八佰》，从拍摄完成，到我调色的时间可能需要间隔一年多，这个时候很多感觉已经模糊，人也已经不在现场的创作氛围中了，那怎么保证创作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曹郁谈成名前：好几年存款都不超5000元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30岁时，他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摄影师。“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的区别在于，你经历过的每件事、每个成长的瞬间，都是为你拍出或者理解一个新的画面服务的”

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曹郁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器材和泡图书馆，《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是他从图书馆借阅最多的书籍，在上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他会复印下来。

这本杂志经常会刊登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专访。那时，他隐隐约约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上这本杂志就太牛了。

2012年4月的一天，曹郁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记者约他专访。

那一刻，十几年前的幻想忽然清晰起来。

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已经得奖了

不少人以为，曹郁的电影处女作就是《可可西里》，其实，1997年电影学院毕业后，他连续拍了6部有时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电影，每部戏的酬劳只有几千元。“有好几年，我存折上的存款都没超过5000元。”

穷得太久，他决定接拍广告。

2001年，他拍摄的第二支电信广告获得纽约广告节摄影奖提名。第三支广告是百事可乐。在广告界，品牌的认可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最火的时候，他一年拍80条广告，经常是出了这个摄影棚，就进那个摄影棚。貌似很充实，但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安，可因为太过忙碌，也没时间思考。“我是当时北京价钱最高的广告摄影师。第一次买了房，生活比较滋润，也胖了好多。当你在一个圈子里混得比较好时，你就把这当全世界了。”

2003年，陆川找到曹郁，递给他《可可西里》的剧本。

他们在大学时就认识，曹郁本科时，陆川在读研究生。上学期间，他们合作过一部电视剧，拍到一半，曹郁因为要写毕业论文而退出。

那时的曹郁对可可西里没有任何概念，看了照片，发现那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不毛之地，挣扎了很久。偶然在一本汽车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人开着越野车在可可西里，那张照片开启了曹郁一直有过的梦想——拍一部1：2.40的宽银幕电影，像西部片一样开阔感觉的电影。

他答应了接拍这部影片。

随后，陆川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想把青海拍成什么样？”

“看了你的剧本，我决定拍一个阴郁的青海，不想拍成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明信片式的青海。”

曹郁随后写的拍摄日记有十多公分高。

关于《可可西里》的拍摄，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拍摄了四个多月，剧组拍摄总路程六千多公里，全剧涉及的场景相距最远达到一千七百多公里，剧组每天都要开一两百公里的车去拍摄场地。

2004年，《可可西里》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曹郁和陆川飞去台湾参加颁奖礼，下飞机后发现行李被错装到了下个航班，只能在机场等候。赶到现场时，已经在颁发剪辑奖，下一个就是摄影奖。工作人员催着他们换了西服赶快到座位上——这是曹郁第一次穿西服，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念摄影奖提名时，他正急着看鞋带是否系上，衣服扣子有没有扣错，“太赶了，恨不得趿拉着鞋往里跑。”忽然，他感觉吊臂上的摄像机开始往他这儿运动，“难道……”

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就已经得奖了，也挺好，没有煎熬的过程。”

同台竞争的还有杜可风的《2046》。

“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有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力量、勇气、荣誉和爱。”这是曹郁的获奖感言。

彼时的他30岁，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摄影师。

终于可以拍大片了

在《可可西里》的拍摄过程中，有一次收工回去的路上，坐在副驾驶的陆川回头跟坐在后排的曹郁说：咱们将来拍部南京大屠杀的戏。

那么大场面，可能吗？“咱先把这五六个人的戏给捋顺了再说吧。”曹郁没往心里去。

2006年，当陆川找到他讲述《南京！南京！》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闪现的全是‘脸’——在战争中幸存或死去的一张张脸，我认为这是一部关于‘脸’的电影。它和《可可西里》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环境的艰险是《可可西里》成立的前提，所以环境表现是最重要的，而《南京！南京！》表现的是战争中人的精神状态，很抽象，还有一种诗意的神性在里面。”

“拍成黑白片可以吗？因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扰，直达人物的内心。它是抽象的，有一种天然的精神提纯作用，你会有走到人的灵魂里去的感觉。而且，大屠杀场面会有太多流血的镜头，我怕观众会忍受不了。”曹郁问。

陆川有些犹豫，因为《辛德勒的名单》就是黑白电影。

制片人则担心观众不会为一部两个半小时的黑白片买单，毕竟，在中国已经有20年没有公开发行过黑白电影了。

曹郁拍了3次黑白和彩色对比的试片给他们看，最终，银幕效果说服了他们。

《可可西里》当时的投资只有七百多万，《南京！南京！》投资8000万。“我们终于可以拍大片了！”曹郁激动地想。

头几天的拍摄，全是拍大片用的摇臂，但影像效果却像缺少情感的商业大片，他决定从摇臂上卸下摄影机，扛在肩上，第一次手持拍摄就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感觉——特别真实的纪录感。

《南京！南京！》 中，曹郁用彩色胶片拍黑白电影，这在国内是第一例。

陆川说，在《南京！南京！》中，摄影师曹郁更像一个演员，像观众的眼睛一样，穿越那段灾难。

在这部影片中，90%的镜头用的是肩扛摄影机拍摄，“这有一种纪录感，同时又让你感到很贴近、很随意。我们也可以用专业移动设备，让你几乎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就像很多商业大片的拍法，但这样就缺少一种触感、真实感。当演员想要传达一种情绪时，你把摄影机慢慢靠近，观众就会更容易接受这种感受，这些完全是即兴的，肩扛摄影机的作用是其他机器所不能代替的。”

在拍刘烨穿过城门看到对面日军的那场戏时，拍之前大家都在等待曹郁的状态，他在听音乐酝酿感情，等到有了感觉，扛上摄影机就去拍，这个镜头一气呵成。“你们在看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实际上镜头的拉近是有韵律和节奏的。”

2009年11月28日，凭借《南京！南京！》，曹郁第二次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

这一次，他没去现场。

当时在拍张扬导演的《无人驾驶》，那天正好要拍一个大场面，人好不容易凑在了一起，他不好意思请假。而且，“都得过一次奖了，这次肯定不会再是我了。”

这一年，金马奖的主题是向摄影师致敬，曹郁第二次获金马奖最佳摄影。

“后来才知道是这样一个主题，电影节上有过几次这样的主题啊，挺珍贵的，有点遗憾。而且，我没去，人家照样把奖给我了，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

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第3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第37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摄影奖第二名runner up奖……《南京！南京！》把曹郁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潮。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孩子气的一面

1988年，电影《末代皇帝》在中国上映。其中故宫部分的拍摄让14岁的曹郁很不解，“为什么电影上的故宫和我眼睛里看到的不一样？”他跑去午门和太和殿看，站在影片中的拍摄角度，却怎么也看不出电影里的感觉。他想，一定是摄影师把它拍成了这个样子，从那时起，他对摄影师这个行业充满了崇拜和兴趣。

曹郁的父亲是北影厂的编剧，带他去过拍摄现场。

在现场，他看到的摄影师“都特别厉害，身上有一种老电影厂人的严肃和认真，但是也有很霸气的东西，看着让人害怕，难以接近”。但是在《末代皇帝》的纪录片里，他看到的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非常随和。现在回想，“可能北影厂摄影师的身上没有比较纯真的东西，而那些真正的艺术家，都有孩子气的一面，有很强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的区别在于，你经历过的每件事、每个成长的瞬间，都是为你拍出或者理解一个新的画面服务的，这个叫艺术家。艺术家也有级别的，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伟大艺术家的级别，我也不认为现在有多少人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屈指可数。”

从第一次看过《末代皇帝》后，他每年都要看几遍，“前两天才又看了一遍，一个是它有好多好多值得你学的地方，再一个是因为它是我热爱摄影的一个缘起，所以我总要在里面再吸取些营养。”

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

曹郁中学时成绩很差，这让他整个中学阶段过得很痛苦、压抑。

因为从初中三年级起，他就决定要当摄影师，这个理想在老师眼里就是——因为你学习特差，所以只能选择这个。老师在高考辅导的时候会对他说，“学习不好没关系，反正你要考艺术院校。”

“他们就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你。我高考的时候是1993年，那会儿认为只有学习不好的孩子才考艺术院校。像我哥，高考的成绩是朝阳区第一名，北京市前几名，他选择去传媒大学（当时叫广播学院）的时候，他们老师都快疯了，因为他的成绩随便进北大清华，他们就觉得你不是浪费吗？”

到电影学院后，曹郁大学4年成绩一直第一，拿奖学金，当学习委员，“因为我特别热爱这件事。”专业上的优秀，并没让曹郁走出中学时留下的阴影。

“拍《可可西里》才让我的内心真正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在那里学会了开车，在空旷的高原上自由驰骋，那种感觉让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因为中学学习成绩不好，有很多年特别压抑，好多事不能做，没有成就感，很发怵跟人打交道。”

在高原上拍了四个多月戏后，他发觉对自己有信心了，最重要一点，“发现了自己是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以前那种微胖小富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虽然也会不停地看各种电影、摄影资料，听喜欢的古典音乐，但那种日子在慢慢消磨我，让我觉得有些梦想越来越缥缈，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当我到了可可西里，真的用上了积累多年的东西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以前的状态是一种消磨，这种感觉既自由又紧张，因为储备得还是很不够，你要重新学很多东西。”

没有工作时，他一般宅在家里，把玩儿相机，看电影，欣赏画册，听音乐。他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种音乐碟片。他的音乐素养很高，《南京！南京！》的片尾曲就是他向陆川推荐的。

在妻子姚晨眼里，“曹郁是一个艺术家，既是生活艺术家，也是电影艺术家。”

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

人物周刊：电影《可可西里》让你收获了名气，按理应该有不少电影找到你，可看你的简历，从这之后直到2006年准备《南京！南京！》的拍摄之前，竟然连着3年都在拍广告。

曹郁：我这人挺较劲的，觉得没有合适的电影，不如拍广告。拍广告可以让摄影师积累很多技术性的经验，我全当技术练习了。直到《南京！南京！》出现，我才觉得，这个电影既像陆川的，又像我的，才决定重新开始拍电影。

人物周刊：2001年，在接拍孟京辉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时，广告圈的人据说很不理解你的选择。

曹郁：那是拍广告最火的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去拍电影，电影能给你多少钱，肯定特别少。而且，你如果走了，导演可能会选择别的摄影师合作，你的位置有可能就被替代了。

人物周刊：你当时接触的广告圈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特质？

曹郁：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群，学习能力也都挺强的。但他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人物周刊：你的目标是想要做艺术家？

曹郁：那肯定是了。我从干这行开始就这么想的，拍到现在只能证明我就是。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首先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比如说你想成为刘易斯那样的百米运动员，他肯定是有运动的天赋，你如果没有，再努力也没用。天赋决定你能走多远。我在摄影方面肯定是有天赋的，但有多高的天赋是另一回事。她是我现在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

人物周刊：有网友感叹，曹郁作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被更多人知道，不是因为获得了国际大奖，反而是因为情感。这种状态会困扰到你吗？

曹郁：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是做幕后的，她是影星嘛，当然知名度会更普及一些。作为她的丈夫，当然会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在专业上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

人物周刊：你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这样的状态？

曹郁：对，如果说什么奖都没得过，我可能会有点恐慌，或者有点不自在。但是已经有过一些成绩了，我觉得无所谓了。

人物周刊：姚晨对你意味着什么？

曹郁：她是我现在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摄影师，你眼中的演员姚晨什么样？

曹郁：我觉得她挺美的，她的长相是我喜欢的，中西合璧的感觉。在我眼里，她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出现，而不是演员。她的性格率真，很有童心，这点跟我挺契合的。她的艺术感受力也很强，这点我特别高兴，这样我们可以进行很多讨论。如果需要讨论的话，她能说到点儿上。最重要的是她特别真实的个性，跟我的艺术风格很像。如果说一个人很喜欢修饰自己，心思很复杂，那我觉得她跟我的摄影风格也不太像，我的摄影风格也就代表了我是什么样的人嘛。

人物周刊：你的摄影风格什么样呢？

曹郁：首先是真实，然后比较诗意，浓烈。但真实是基础，我特别讨厌修饰的东西。摄影最高的境界，就是又真又美。我要寻找的生活伴侣就要是这样的一个人。

人物周刊：怎么看姚晨作为演员的特质及未来的前途？

曹郁：她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了。前途这事吧，任何人都一样，你只有碰到合适的戏才行，我要没有碰到《可可西里》、《南京！南京！》也不行，如果一味地拍我前面那些戏，那也很难得到特别高的成就。《潜伏》是她目前最好的作品，因为整部戏就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未来如果她的潜能能够全部释放的话，她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肯定的。

人物周刊：你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她？作为演员？作为妻子？

曹郁：作为演员，我觉得是有力量的吧。这种力量可能也是表现力，表现的能力、张力，她以真为基础做人，也是一种力量，这样会影响她的作品。作为妻子，我觉得她很温暖，有相互依靠的感觉。她让我有归属感。

《八佰》为管虎导演继《老炮儿》之后的又一力作，投资额及规模超越以往国产战争电影，力求打造中国式史诗级战争片。影片以1937年淞沪会战中发生在上海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为主题，除了宏大的战争戏份，更有对于人性及战争心理的刻画。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在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它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抱着必死的信念，拼死守护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抵挡住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其他国民革命军撤退。这场战役被距离几十米外的苏州河南岸中外各国民众亲眼目睹，都为他们为国捐躯、奋勇抗敌的精神所感染，一时名震天下，“八百壮士”孤军抗敌的事迹也为后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