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红色蒲公英苏联空降兵第聂伯河的血战

1.第聂伯河和"东墙"

1943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给苏德双方带来的震荡还没过去，被打得胆战心惊灰心丧气的德军又在其他几个战场遭到了苏军的痛击。一时间红旗漫卷西风，苏联红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大量沦陷领土。

但在一片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中，红军扛不好顺风旗的毛病再次发作，从莫斯科到方面军的指挥员，脑子集体发了烧，对德军正在逐渐恢复意志和组织视而不见，对基层对连续奔袭的抱怨充耳不闻。

苏军的轻敌再加上德军努力的重整旗鼓，当苏联红军为横扫乌克兰，饮马第聂伯河而沾沾自喜之时，德军已在河对岸组织起坚固而有效的防御，决定依靠大河天险阻止汹涌的赤潮。

在德国人庞大的"东墙EasternWall"或者称谓"黑豹-沃坦（其实就是奥丁神，这个怎么翻译合适，还请大家指点小猫）防线Panther-WotanLine"的计划中，第聂伯河天堑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小胡子曾亲身感受过一战西线防御战的惨烈，在他心中构筑一条类似于"兴登堡防线"是挡住苏军钢铁洪流的最好办法。

基于对"兴登堡-齐格菲-西墙"的崇拜，小胡子在1943年8月11日亲自下令组建以第聂伯河为核心的"黑豹-沃坦/东墙"防线，并要求各部决不可放苏联人越过防线，必须与阵地共存亡。纳粹德国的喉舌戈培尔在9月24日的日记中明确的指出了扼守第聂伯河战线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尽全力守住第聂伯河防线，因为这条天堑是能确定的、最后一次稳住阵脚的机会。"

德军将黑豹防线初步划定在由斯摩棱斯克Smolensk以北到波罗的海BalticSea之间，这一方向的德军勉强保持了几条互不相连的短防线。而沃坦防线覆盖了更大的区域，涵盖了斯摩棱斯克以南直到黑海的广阔地域。

可惜在制订足以打动小胡子的宏大防御计划的同时，国防军对自己那点家底是否支撑的起一道"希特勒之墙"是心知肚明。就算是每天给小胡子灌迷汤的那帮人也知道，即便拆了西墙补东墙（还真是），东线德军也没有装备和人力，更缺乏时间将"黑豹-沃坦防线"变成钢铁长城。

好在第聂伯河的天然地形十分适于在西岸组织防御--除了河道宽阔、水流湍急外，河的西岸高出东岸和河面不少。这种地形苏联人并不陌生，诺门罕的哈勒哈欣河就是如此，只不过当年红军是占便宜的一方--苏联人曾在较高的河岸上埋伏了大批重炮，日军每次渡河都被间瞄火力打得满地找牙。‘

2."目标，第聂伯河，前进！"

上一部分的最后一幅图正是在第聂伯河边正热火朝天忙活的苏联红军。当然，俺承认，只看着那个单词似乎是"基辅"，前一个真的不认识。基辅是整个乌克兰的心脏和交通枢纽，多条公路铁路在此交汇，由于第聂伯河这条乌克兰粮仓的大动脉穿城而过，因此占领基辅将决定乌克兰的丰富粮食资源的归属。

攻克基辅除了显而易见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理由外，在政治方面的象征意义更为重大。2年前的1941年，也是在9月，整个西南方面军自司令部以下66万人、近900辆坦克在基辅城下全军覆灭。德军以基辅一战而定南线，打开了莫斯科的南大门。如今风水轮流转，红军逞库尔斯克的余威，试图在两年前跌倒的地方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红军指挥部根据战场态势准备一套“一刀两断”的方案--从西北方向楔入德军仓促构筑的防线，将德军切成两段，然后转向南面发展攻击，争取截断南翼德军与其集团军群指挥部的联系。红军此时已经准备进抵西北方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界，并将广袤富饶的乌克兰田野和第聂伯河沿岸变成南线德军的坟墓。

此时已有两个红军方面军（Front，大约类似于盟军的Group集团军）将兵锋指向基辅。罗科索夫斯基（K.Rokossovski）指挥中央方面军（TheCentralFront）正将进攻锋面的左翼向基辅北方延伸。“白马王子”这时候整天琢磨的都是怎么从瓦杜丁（NikolaiF.Vatutin）的沃罗涅日方面军（Voronezh）手里多抢下一些进攻基辅的份额。

说起来，在胜利的黎明中倒在分离分子枪下的瓦杜丁大将算是红军后期最大的倒霉蛋了，《解放》中这位老兄中弹后一直在用波兰语叨唠“生命（日切，貌似是这个音）”，我估计就是在感叹命途多舛，愣是让朱可夫又捡了个大便宜。但1943年9月的瓦杜丁，正处于人生的巅峰，他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表现为其赢得了“闪电将军”和“别尔哥罗德解放者”的称号，而沃罗涅日方面军即将兵临基辅城下，瓦杜丁相信自己的部队必将承担对基辅的主攻任务。

苏联最高统帅部对正大踏步冲向第聂伯河左岸（站在上游看下游，左手边就是左岸，右手是右岸，所以对长江而言，江左就是江东或江北，小猫之前弄反了，还是在fakeone老兄指点下才弄明白）的两支方面军寄予厚望，考虑到战场形势的变化，也出于鼓励部队的目的，红军决定将沃罗涅日方面军更名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更名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式的改编命令在9月20日下达，此时据瓦杜丁和罗科索夫斯基发动对第聂伯河左岸的攻击已经过去了11天。

瓦杜丁和罗科索夫斯基此时的对手是二战德国陆军最优秀的战术家冯.曼施坦因元帅（FieldMarshalErichvonManstein）。南方集团军群ArmyGroupSouth在他卓越的指挥下逐渐恢复了秩序和士气。但是曼施坦因这位防守大师并不准备背水一战，更不愿让部队直面苏军的锋芒--在征得小胡子的同意后，德军于1943年9月15日开始撤往第聂伯河右岸。

但是此时德军的撤退行动不再是一个月前从库尔斯克前线退下来时的那种一溃千里，相反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惨烈的战斗。此前最高统帅部认为红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扫荡进攻正面的广大地区，因此严令瓦杜丁和罗科索夫斯基必须在10月5日前解放第聂伯河左岸。

经过几年铁和血的洗礼，苏德双方的战役机动都迅如闪电。从15日德军开始撤退起，一场红与黑的生死竞速便在第聂伯河东侧的乌克兰原野上展开。苏军的突击锋线和德军的坚强后卫几乎是肩并肩向第聂伯河飞奔。炮击、枪战、拼刺乃至徒手搏斗在两支平行前进、侧敌行军的部队间不断的爆发、没日没夜，此起彼伏。

在一片你死我活犬牙交错中，瓦杜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先锋在9月21日饮马第聂伯河，比苏军统帅部的预期早了近半个月。当然，苏军的前锋背后仍有大批德国后卫部队且战且退，而红军的主力还远在十多公里外艰难的攻击前进。

3.布克林河曲的美好时光

“我们到达第聂伯河了！”这样的捷报传遍了散布在乌克兰荒原上的苏军部队，胜利的喜悦让红军上下暂时忘记了整个夏季作战中积累的疲惫和损耗，惨重的伤亡也被暂时放到了一边。

实际上，此时的红军部队已成强弩之末，他们承受了惊人的减员，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得到像样的补给，他们急需休整，他们手中的技术兵器缺乏最基本的保养和维护，对他们而言，甚至睡眠都是一种奢侈品。

康斯坦丁.马雷金KonstantinMalygin时任第9机械化军的军长，隶属于近卫第三坦克集团军。燃料短缺逼得马雷金军长亲自下令，停止包括他自己的指挥车在内的一切非战斗车辆的油料补给。在军长的以身作则下整个第九机械化军都成了疯狂的“吸油鬼”，官兵每天怀揣皮管子四处游荡，试图榨干任何可以找到车辆的油箱，他们希望积少成多，保证部队的战斗车辆支撑到向第聂伯河左岸发动“最后一跳”。

连续大强度的急行军将白俄罗斯第一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拖得七零八落。尤其是堪称渡河核心的舟桥部队，大多落在绵延几十公里的行军序列最后面。在基层官兵为饮马第聂伯欢呼雀跃时，红军的高层却对即将开始的渡河行都忧心忡忡。朱可夫此时正好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蹲点，根据这位最高统帅部代表后来回忆：“当时部队被连续不断的作战逼的没时间去仔细考虑如何突破第聂伯河。”

此时第聂伯河左岸的第40军（SovietFortiethArmy）和第三坦克集团军（ThirdGuardsTankArmy）是整个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先锋，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出至基辅以南180英里的布克林河曲（BukrinBend）。

布克林河曲的地名来自于此处第聂伯河右岸的两座小村镇--大布克林和小布克林，第40军和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屯兵此地主要是想发挥苏军的大炮兵优势--绵延几百英里的第聂伯河，只有寥寥几处是左岸高过右岸，布克林河曲便是其中之一。将火炮布置在高耸左岸上的红军炮兵正好压制地势低洼的左岸上的德军。

不过布克林河曲河岸的地势对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同样是个噩梦--此处纵横交错的沟壑使得车辆寸步难行，轻装步兵虽然能够翻沟过坎，其运动速度也极为可怜。

虽然地形限制使得苏军难以在左岸展开大量部队，登陆艇的装载速度也受到很大影响，但苏军指挥官却认为在沟壑地形的掩护下，对岸德军难以观测到红军的行动，即便遭到德军炮击，部队的损失也不会太严重。

njyd老兄提到苏军推崇行进间渡河，但冲过去容易守住难，这就是是行家一张口，知道有没有。在布克林河曲苏军也是如法炮制--9月21日夜，陆续到达的小股先头部队开始自行寻找船只划向对岸，很多批次的渡河部队只有五六个人，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冲过河去，在第聂伯河右岸挖掘工事，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后续部队打开登陆场。

9月22日晨，小股苏军部队慢慢汇合，他们发现了一艘搁浅的大型渡船，便把它拖到岸边，又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加固和整修，作为登陆场的核心支撑点。同时登陆场的苏军还派出多支排级的小型侦查部队向右岸纵深搜索前进。由于布克林河曲据基辅较远，地形也不适合大部队展开，德军没有把主力部队放在这里，而只布置有一些班级的警戒部队和哨所。

与传说中相反，苏军登陆场部队此时的表现既不呆板也不保守。相反，连续跃进的小股部队就像毒蛇吐出的信子，他们发现河曲末端的Zarubentsy防守空虚时，立刻呼叫一支营级援兵，红军几乎一枪没放就解放了这座小城。但这次不大不小的胜利却惊醒了德军，曼施坦因立刻派第19装甲师从基辅南翼驰援布克林河曲。

与此同时德国24装甲军正井然有序的从布克林河曲南侧的Kanev撤向第聂伯河右岸，接到布克林河曲的告急文书，其麾下的第34步兵师立刻向苏军登陆场攻击前进。到9月22日午夜，第34步兵师已冲到Zarubentsy外围，并开始同此地的苏联守军交火。

4.在夜色中跳向布克林河曲

9月23日的晨曦中，Zarubentsy东侧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两个德国师星夜兼程从Kanev赶来，此地纵横交错的地形给德军的快速增援造成了巨大困难。苏军还对部分沟壑进行人为加工，形成难以逾越的反坦克沟或隐蔽良好的战壕，让进攻德军吃尽了苦头。

但苏军自己也面临不少问题，他们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和火炮（有资料说有部分45毫米火炮或迫击炮），随身携带的一点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大量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护，也不太可能被运回对岸，只能被扔在散兵坑中任生命一点点的流逝。

苏军自发行进间渡河产生的问题在此时集中的爆发了，部队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根本原因就是苏军没有花时间收集足够的渡船，临时找到的几艘渡船难以承担繁重的后勤补给、增兵和运送伤员任务，更糟糕的是，德军的远程炮火还在向一艘艘渡船“点名”。

水运能力的不足也影响了苏军对登陆场核心阵地的加固和整修，登陆场苏军既没有中型反坦克炮，也没有沙袋，铁丝网、钢筋等材料，因此虽然苏军建立了大量的反坦克壕沟，阵地的实际反坦克能力极为有限。

德军可不会因为苏军缺乏反坦克能力就不用坦克，相反24装甲军和47装甲军（XXIVPanzerCorps/XLVIIPanzerCorps）在经过艰难的急行军后，陆续投入向登陆场发动冲击。

但德国人的增兵力度明显超过了Zarubentsy和布克林河曲附近区域的承受能力，到9月26日，足有9个师的德军拥挤在狭小地域，其中不少是重装师，大量的天然沟壑使得德军车辆发生了数以百计的车祸和“堵车”。因此德国人没敢贸然进攻，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在苏军仓促构筑的防线外“围观”，确保苏军不会破围而出。

此时不少德军将领认为第聂伯河防御战已经宣告失败，布克林河曲登陆场将会一点点的扩大，最终迂回基辅。红军方面更是从上到下都信心满满，甚至要提前为成功突破第聂伯河而弹冠相庆的意思。

当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MarshalS.MShtemenko什捷缅科大将在《战争时期的苏联总参谋部》一书中写道：“当时没人相信我们会被从布克林河曲打回来，更没有人做有关于在这种情况发生后再次在基辅附近地域渡过第聂伯河的计划。上到总参谋部，下到方面军指挥部，没有任何人相信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小猫自己译的，手里有纸本的中译本，但是却没带来魔都，有哪位手里有电子版的，发一下官方译文吧，多谢）”

9月中旬，当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前锋离第聂伯河还有百英里之遥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就在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空降行动来支援地面部队。当时最高统帅部手中还掌握着多个齐装满员，训练有素的精锐伞兵旅，于是第一、第三和第五伞兵旅的一万多条彪形大汉被集合起来，IvanIvanovichZatevakhin少将成为这支临编伞兵军的司令员。苏联红军空降兵司令部DirectorateofAirborneTroops则为这支临编军派来了全套军部人员。IvanIvanovichZatevakhin少将在1941年4月曾担任过敖德萨军区麾下第三伞兵军的军长。

待伞兵军组建完成后，最高统帅部将这支部队的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瓦杜丁明白空降作战是最高统帅想出来的点子，空降支援行动的作秀的意义远大于实际战术意义，但却是一次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的行动。

为了做到保密，整个沃罗涅日方面军只有三个人参与了空降计划的制定，除了瓦杜丁外，大本营代表朱可夫是整个计划的主要制订人，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政委，未来苏共总书记尼古拉.赫鲁晓夫中将则没日没夜的看着朱可夫，直到9月19日计划完成为止。

考虑到大本营预备队伞兵旅充足的补给、娴熟的技能和先进的装备，朱可夫等人拿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由于瓦杜丁和朱可夫都曾担任过苏联红军总参谋长，整份空降计划堪称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细致入微。

瓦伦丁给伞兵部队的任务在9月23日夜间到9月24日黎明前趁着夜色空降到布克林河曲（BukrinBend）的西面，落地后迅速集和起来，建立一条全向防御的防线，阻滞德军增援布克林河曲，同时部分伞兵需尽快向布克林河曲攻击前进，争取打通空降场到登陆场之间的联系。

5.机关算尽：沃罗涅日方面军三巨头的如意算盘

根据朱可夫等人制定的计划，第二航空军（theSecondAirArmy）将在空降开始前对着陆区进行详尽的空中侦察，并在尽一切所能从空中支援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简而言之，就是从空中发现并消灭所有挡在红军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德寇。

空降行动开始后，前线空军就要把主要精力从遮断变为对着陆区的近距空中支援，弥补伞兵部队由于无法携带重型火炮导致的支援火力部队的问题。

空地配合，伞兵部队还专门配备了携带大功率无线电台的引导员，他将随时随地向指挥部汇报情况，并负责伞兵部队与强击机中队和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的远程炮兵之间的联系，根据战场形势呼叫各类火力支援。

不过考虑到苏军航空兵的实力，实际上红军不可能长时间掌握第聂伯河右岸着陆场的制空权，夜间也只有波-2这样的袭击机能够提供聊胜于无的支援。而所谓部署在左岸的远程炮兵，虽然占尽地利，但先期抵达的炮兵数量较少，射击诸元和步炮协同也缺乏自己的研究和考虑，实际作用有限。

根据伞降计划，伞兵将在着陆场孤军奋战至少一天两夜。第一和第五伞兵旅作为第一空降波次在头一个夜晚空降在距第聂伯河15英里的右岸着陆场。这批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集中起来，就地构筑防线，并清理出一块10英里宽，拥有15英里纵深，直达河岸的着陆场。

前线航空兵将向这块登陆场中空投地面所需的装备、弹药和补给物资。第三伞兵旅也将作为后续部队在第二个夜晚降落在着陆场中。在第二个黎明到来时，兵强马壮的伞兵部队将接应渡河的大部队，并向右岸纵深发起试探性的攻击。

为了完成野心勃勃的空降计划，莫斯科将180余架运输机划归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这支可观的空运力量将负责杂整个行动中运送兵员、装备和补给。有趣的是，与大洋彼岸82和101空降师的同行们一样，红色蒲公英们的空中卡车也是道格拉斯DC-3系列--LisunovLi-2是DC-3的“异国子孙”，苏联在1936年搞到了这种飞机的生产许可证。

除此之外，莫斯科还从各地运来35架滑翔机和牵引机组随时候命。出于保密的考虑，这个空运航空队被隐蔽部署在Lebedin的五座机场中，这些机场距离预定着陆场大约110至140英里。

为了保证如此庞大的机群能够在漆黑的夜空中准确、按时、齐装满员的到达预定空投空域，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秘密在前线机场和预定航线上建立起大量的无线电信标和灯光引导系统。被安排第一批伞降的伞兵部队也随身携带了便携式的信号灯和无线电信标设备，预备在落地后立刻用这些装备为后续运输机“指点迷津”。

作为在战前拥有最庞大伞兵部队的国家，苏联在30年代的多次演习中试验过夜间空降，伞兵此时装备的信号灯光系统除了在战前的演习中使用外，据说也在41年的几次夜间伞降反攻和迟滞作战中接受过战火检验。

但是出于对复杂技术装备的不信任，瓦图京等人也为伞兵们规定了简单有效的通讯手段，比如信号枪和特定组成的篝火堆等。与旗语类似，在红色蒲公英中，特定发数和颜色的信号弹能够组成复杂的讯息，比如已集结部队的规模，所受到的攻击强度等。而组成特定形状的篝火堆则是丧失包括信号枪等装备后伞兵与后方最后的有效沟通方式。由于不需要任何额外装备，篝火通讯成为每一个苏联伞兵都要熟记的保命“语言”。不幸的是，所有人都想不到，篝火通讯将在几天后向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报告伞兵们的最后讯息。

第一和第五两个伞兵旅共需500架次才能全部空投（原文用了“sorties”，lutao66指出这里的意思是“架次”，多谢指点。），这支部队只有随身的轻武器，像45毫米反坦克炮这样的“重武器”只能有滑翔机运载，前文我们提过，布克林河曲两岸遍地沟壑，没有任何供滑翔机降落的天然平地。在计划中，第一批落地的伞兵将对通过拆除预定着陆区内的一段铁轨清理出一片平坦开阔、可供滑翔机安全着陆的区域。

出于安全考虑，方面军指挥部将滑翔机机降的时间定在了第二夜。这也就是说，第一批伞降的部队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轻武器在着陆场孤军奋战一天一夜，除非他们打出一片较为稳固的着陆场，并成功清理出供滑翔机使用的空地，否则重武器将永远无法送达地面部队手中。

当然，在朱可夫、瓦图京等人的想象中，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第聂伯河左岸的炮兵和空军将为伞兵们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类似的远程炮火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役中无数次将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从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朱可夫、瓦图京和赫鲁晓夫都曾亲历斯大林格勒战场，他们见识过苏联重炮隔伏尔加河怒吼的威力。而且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估计渡河的援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冲过河去，到时候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德国人的丧钟将在第聂伯河上空回荡。

6.红色伞兵劲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作为大本营预备队，外人眼中的苏联伞兵部队绝对是齐装满员装备精良的。但在这衣甲鲜亮的表象之下，却是一支疲于奔命、名不符实的伞兵部队。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德国和苏联在伞兵部队运用方面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将伞兵作为精锐轻步兵恣意乱用的。苏联伞兵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多次成建制作为“救火队”被送入战场，他们的表现捍卫了自己精锐的身份，却也使得战前刻苦训练得到的红色蒲公英们伤亡殆尽，而新补充的兵员虽然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远高于一般红军部队，但缺乏伞兵的专业技巧，也没有系统训练的时间。

相对普通士兵，伞兵部队军官们缺乏训练和经验的问题更为突出而致命。在组建第聂伯河空降的临编伞兵军时，沃罗涅日方面军本希望能从基层部队提拔一批军官，结果发现矮子里面真拔不出将军，能请伞兵司令部调一批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官补充部队。即便如此，三个伞兵旅中有四次以上跳伞经历的军官也是凤毛麟角，曾在第聂伯河附近进行过伞降的更不过寥寥几人而已。

普通士兵方面的问题更让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伞兵军部头疼。很多士兵的跳伞训练都是在高空气球上进行的，他们从没自高速飞行的机舱中跳过伞。另外，虽然士兵的身体素质较好，但是他们大部分不是志愿加入伞兵部队，而是由征兵处根据身体条件直接安排成红色蒲公英，因此在主动精神和应变能力方面并不一定突出。

而长期被作为普通轻步兵部队使用的另一恶果是三个伞兵旅的固定编制中塞进近百名懂得跳伞的女中豪杰。她们或者是女话务员，或者是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对部队深入敌后独立作战至关重要，她们必须同男兵们一起跳入黑暗，去分担所有的危险和伤亡。考虑到女性身体素质与男性的天然差异，苏军上下对这些女兵会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心中没底。

作为苏军精锐部队，伞兵旅的军纪是相当严明甚至可以称得上严酷的。各级部队的政工干部时刻准备把任何擅离职守或玩忽职守的人踢进惩戒营。类似美系部队可以自己选择是否进行本次跳伞的规定是不可能出现在红色蒲公英身上的（其实我很难理解美系部队，自愿跳伞的规定把训练中的压力大大降低，在实战中会不会造成大批如兄弟连中吓到失明的情况？）。

MatveyLikhterman当年是反坦克营的一名无线电发报员，他回忆他所在的营里全都是18到22岁的棒小伙子，这些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苏联青年从小就接受纪律教育，他们很清楚，要么跳出飞机，要么跳进惩戒营，所以Likhterman印象中从没见过队友在机舱口进退两难。

就像《兄弟连》使大众认识了101空降师506团E连，苏联伞兵部队也出了几位回忆录作者，MatveyLikhterman的回忆录是由他的后辈整理后放在了网络上，据说很快就聚集了巨大的人气。另一位GrigoriyChukhrai的回忆录更为有名些，但与喜欢说出自己故事的美国和德国同行不同，红色蒲公英大都不太习惯从个人角度去回忆战争，这也许是整个共产主义国家军队中的一种“通病”，这些最可爱的人们已经习惯以整体形象面对观众。

虽然伞兵部队属于轻步兵，但红色蒲公英的装备却不轻，如果挂上全套装备超过80磅。红色蒲公英此时使用的是PD-42型降落伞，Likhterman认为这种降落伞是根据德制装备仿制的，可惜小猫还没有查到举起的性能诸元。

另外，Likhterman回忆他们一般会携带一支卡宾枪carbine（应该是莫欣纳甘1944型，著名的水连珠。不过1944年的苏军伞兵中冲锋枪和DP转盘枪的比例比德军和美军伞兵高得多），一个基数也就是200发的子弹，6枚手雷，1把伞兵刀。

此外伞兵们随身携带美制的C级口粮，“我们没有点火工具和炊具，打火机、火柴都没有，挖掩体的工具也不是标配......一般伞兵也没有手枪、爆破器材、信号弹或者信号枪。”

Likhterman还回忆起某些糟糕的苏军伞兵条例，比如“落地后立刻将降落伞就地掩埋”。似乎这条规定是各国伞兵的通例，但问题是在刻板和军纪严明方面没有那支部队比得上苏军。“我们不带铲子，所以只能用伞兵刀在地上刨坑，实在是一种折磨。”

作为无线电操作员，Likhterman在跳伞时会随身携带电台的备用电池和密码本，但是电台会由另一名战友带着，更糟糕的是后来实战跳伞时两人竟不在一架飞机上（当然不排除有“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考虑”）。出于保密的考虑，条例规定Likhterman这样的译电员在有被俘危险的情况下必须先毁掉密码本，然后再自杀，因为他本人脑中熟记了大量的联络方法和密码。保密是各国部队的通例，但据Likhterman回忆，他始终有带着“光荣弹”的习惯，与“与秘密共存亡”对共产主义部队而言，从不是一句空话。

7.在混乱中降落在第聂伯河右岸

所谓“大文章全凭起首，好戏码总在后头”。第聂伯河右岸空降行动的开局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糟糕。整个沃罗涅日方面军都在拼命追击第聂伯河左岸的敌军，巨大的后勤压力压的千疮百孔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几近崩溃。与上百其他军列一样，运送伞兵部队的列车也被堵在铁路线上动弹不得。更糟糕的是出于保密的考虑，方面军司令部不便向后勤部门下达明确的“一路绿灯”命令。

好不容易盼到三个伞兵旅的一万多条大汉，方面军的领导又听说伞兵们的重装备，比如反坦克炮和运载反坦克炮的滑翔机仍不知堵在那辆军列上，而第一夜空降计划中的至少500架次运输机所需的油料还没运到机场，莫斯科允诺的几百架运输机还在一架架往前线机场集中。

祸不单行，此时第聂伯河右岸上空聚集起厚重的低云，整个布克林河曲笼罩在无边的阴霾中。因此，朱可夫等人设想的“详细空中侦察”彻底告吹，伞兵部队的普通官兵开始为即将降落在一片完全陌生的着陆场担心起来。

而他们的长官还有更头疼的事情，近乎伸手不见五指的能见度水平让一切远程火炮支援或者空中近距离支援变成了扯谈，机降部队的滑翔机驾驶员也报告在这种能见度下即便有开阔的着陆场他们也很难安全着陆。

在这种情况下，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伞降计划必须几乎成了空中楼阁，9月24日整整一天，无可奈何的瓦图京和Zatevakhin将军带着一帮参谋军官将原计划改了个面目全非。考虑到下发计划又至少需要花去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瓦图京等只得将空降时间定在25日夜到26日黎明前。

虽然嘴上不好说，部队绝对欢迎推迟空降时间的，因为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兵员和装备运抵机场。第一伞兵旅旅长ColonelKrasovskiy甚至公开向方面军司令部要求进一步将空降时间推迟，惹得的赫政委亲自下令将“胆小”的第一伞兵旅和原计划第二批空降的第三旅对调。

此时先期自行渡河的小股苏军已经占领Rzhischev城，至25日下午苏军右岸登陆场发展顺利。瓦图京等人据此决定放弃保守的伞降就近支援登陆场的计划，改用更大胆的大范围攻势空降。

P.AGoncharov上校的第三伞兵旅的预定着陆场被向西前移到Rzhischev南侧，而P.MSidorchuk上校的第五伞兵旅被安排在布克林河曲南侧Kanev城的西北部空降，以阻滞从此处源源不断涌向布克林河曲的德国第24装甲军（XXIVPanzerCorps）。

三个伞兵旅的旅长在9月25日早上才拿到修订后的作战计划，留给他们准备和下发计划的时间只剩下十几个小时。由于时间太紧，修订版计划在逐级向下传达的过程中被不断的“人为删减”，等传达到排级，一脑子浆糊的连级指挥官们只剩下机门外的十五分钟来让茫然的下属们了解作战计划。可想而知，到了普通士兵这一级，虽然排长们在整个航程中都在喋喋不休，小兵们却怎么也听不明白。

9月25日下午6点30分，第一波次运输机塞满第三伞兵旅官兵从机场上蹒跚而起，第二波次运输机在10分钟后起飞。等运载伞兵的运输机飞抵第聂伯河右岸时，伞兵们本以为可以透过舷窗看到地面的战友，但映入他们眼帘却只有无尽的阴霾。虽然延续一天的豪雨在6点左右戛然而止，却在右岸天地间拉起了厚重的烟雾，将能见度降到了三英里以下。

MatveyLikhterman所在的反坦克营是第一批次降落的伞兵尖兵，据他回忆由于能见度太低，苏军的空降行动出乎地面德军的意料，他们的飞机没有收到任何地面高射炮火的干扰。但是随着空中的红色蒲公英拉出越来越多的伞花，地面的德军观察哨终于反应过来了，决定在被红色伞兵消灭前做点什么。

根据作战计划，苏军伞降尖兵在成功降落后向天空中发出了预定的信号弹，为后续部队标出着陆区。但狡猾的德军哨兵也照葫芦画瓢打出了同样数量的信号弹。几处几乎同时升起意义相同的信号弹确实把不少苏军飞行员弄糊涂了，不少部队被误降在错误的地点，但是打出信号弹的德军哨兵也暴露了自己，大部分被愤怒的红军伞兵乱枪打死。

Likhterman多年后对当时的诡异景象仍记忆犹新：“我们的人打出了三发信号弹，但不到一分钟后我们的左侧又升起了三发相同颜色的信号弹，很快右侧也升起了散发。大约五分钟之内，我们的前后左右都有相同的信号弹此起彼伏。结果所有人都没法确定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集合点，但是枪声和惨叫声也立刻包围了我们。”

此时德军的高射火炮总算“醒”了过来，开始疯狂的对空射击，不少运输机被击中，就像日后D-Day时诺曼底上空的C-47飞行员，陷入狂暴化的苏军驾驶员再也不管机上伞兵是否在预定高度预定地点跳伞，玩命的拉高飞机。因此很多苏军伞兵不是从计划的1640英尺高度跳伞，他们跳伞时也不是在着陆场上空。

除了地面炮火的干扰，伞兵们自己的恐惧也是不少人离机过迟的原因，很多第一次从机舱跳伞的红色蒲公英对从这些绿色的薄皮怪物肚子里跳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心里没底，总要在舱口磨蹭半天。

8.地狱的一夜，悲剧的序幕

德军的探照灯光比高炮反应要迟钝不少，但是也逐渐开始抓住在天空中慢吞吞蠕动的苏军运输机。每架被光束聚焦的Li-2都会成为高炮弹幕的“集合号”，几乎都是片刻之间便被打成一团火焰。

Likhterman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恐怖的镜像还心有余悸：“运输机引擎低沉的嗡嗡声在我们的头顶回响，却被突然响起的可怕炮声和炮弹划破空气的嘶鸣生生的掐断。几百发追魂夺命的火链瞬间而其。天空被探照灯的光剑和弹幕的火河将夜空烧成白昼，悲剧的大幕就在我们头上展开。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形容当时的惨状，简直就是噩梦成真。德国高炮一定使用了穿甲燃烧弹，所有被击中的尼龙降落伞都像被地狱犬的火舌舔过，天空中一下子变出几十根边燃烧边高速坠落的人肉火炬。很多同志都没有机会用子弹回敬德寇就烧死了。”

就在那一夜Likhterman等人始终被倾盆而下的火雨和人肉雨包围，怎么跑也跑不出血和火的围堵“那天我们见识了人一生中所能经历的所有恐怖。两架‘道格拉斯基（原文用了道格拉斯Douglas，应该指的是Li-2）'被击落，它们带着满肚子的伞兵坠落，虽然有人从火球中跳了出来，但燃烧的降落伞却把他们裹住，像一块石头一样砸到地面上。还有一架Li-2在离我们不到200米的地方坠毁，我们批命的跑向那一片火海，但是却没有发现哪怕一个幸存者。我们四周到处都是白惨惨的降落伞残片，然后就是断手、断脚，什么样的残骸我们都见过了：炸碎的、烧剩下的还有摔碎的，遍地都是死去的伞兵同志。”

Likhterman多年后才知道，第三伞兵旅的指挥官P.AGoncharov上校也是在他们眼前牺牲的。他的座机就在Likhterman等人头顶上眼前被火网点燃，又带着全体成员在第聂伯河右岸的沟壑中摔的粉身碎骨。最高指挥官和参谋班子在开战之初便战死沙场将对红色蒲公英之后的作战造成致命性的影响。

另一位当年悬在空中，沐浴在血和火之中的红色蒲公英，LieutenantGrigoriyChukhrai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夜的可怕经历仿佛还历历在目。我们的飞机接近了着陆场，从舷窗中能看到怒吼的高射炮火跟在探照灯的灯柱后面横扫过整个夜空。不断升起的照明弹总想夺走最后一丝我们赖以逃生的黑暗掩护。虽然我们的座机没有被击中，但是跳出机舱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的不幸：我们就被丢在炮火最密集的位置，高射炮吐出的火舌差不多要添过我的脚......我仿佛在一条血与火的急流中下落，身边都是在火焰中挣扎的同志。”

第三伞兵旅的夜间伞降行动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只不过参战官兵还不知道这幕史诗悲剧不过演了个序幕而已。整个伞兵旅由于地面炮火干扰和恶劣天气的原因，在一片15公里宽40公里纵深的区域中跳的七零八落，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降落在预定着陆场内。超过半数的苏联官兵降落在离他们的预定登陆点10英里以外的地方。最倒霉的红色蒲公英竟被狂风扔在了距着陆场40英里外的南部。

几百个更倒霉的伞兵战士直接跳进了阴冷湍急的第聂伯河，很多人迅速被几秒钟前还是保命伙伴的白色降落伞拖入急流深处，白色的伞花此刻又成了他们的裹尸布。最诡异的一幕是有超过100人直接降落在了第聂伯河左岸，当他们碰上忙于渡河的地面红军战友，双方都被惊的目瞪口呆。也有不少人落在了第聂伯右岸的布克林河曲登陆场，正在巩固登陆场的渡河部队立刻收下了这些“天降大礼”，他们正在为兵力不足发愁呢。

计划中将为运输机“指点迷津”的无线电和信号灯光系统并没有为夜空中像没头苍蝇一样乱串的飞机指明方向。因为运载这些设备的军列自己也在堵的一塌糊涂的铁路线上迷失了。直到第聂伯河右岸的蒲公英们发出最后的讯息，导航系统和设备还没在左岸安装完成。而第一批降落的伞兵尖兵们或者与导航信号装置一起牺牲，幸存者们一落地就陷入惨烈的战斗，根本无暇安装设备发送信号来标记着陆场。

因此各机组的导航员只能依靠第聂伯河的走向来大致判断方向，是否到达预定空降区域则只能靠猜测。而战前缺乏对第聂伯河右岸地形侦查的恶果此时也暴露出来，大部分领航员无法从地面若隐若现的地形地貌特征来判断本机位置。同时运输机分别从五个机场飞向预定空域也导致在机头指向方面产生了不少偏差。因此，虽然苏军的空投完全可以用七零八落乱七八糟来形容，但是飞行员们确实尽了最大努力将蒲公英送向着预定着陆场。

如同几年后解放军意外碰上两倍于预期的敌军重兵集团，虽然英勇奋战却最终只能在含恨古宁头，瓦图京的蒲公英作战也碰上了“摆了一桌席，来了几桌人”的意料之外--就在9月25日，一个德军装甲师和一个装甲掷弹兵师正好在苏军预定着陆场的沟沟坎坎中艰难的驰援布克林河曲。

当夜，德军就在着陆场安营扎寨，所以红色蒲公英们差不多就是在德军帐篷边降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军对空中攻击的反应如此迅速和激烈。在德国人优势火力的扫射下，大部分伞兵还没落地便牺牲了。但勇敢的红色伞兵却没人作俘虏，那些活着落地红色蒲公英沉着的用手中的步枪向蜂拥而来的德寇射击，很多人在战死前拉响了最后的手榴弹，他们就是死也要多拉几个德国鬼子陪葬。

9、为生存而战

红色蒲公英的空降行动以悲剧开场，日后的红色大导演LieutenantGrigoriyChukhrai在9月25日夜间伞降的开局同样糟糕透了。第聂伯河右岸的沟壑很多又深又陡，差不多赶上萨大、马甲几位大人的坑了。由于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不少伞兵们还没看清脚下的地形就栽进沟里（估计跟小猫下河差不多，滚进来的）。LieutenantChukhrai也是如此，而且据他本人回忆，他的跳伞高度肯定比条例低的多，运输机的速度也快，天色又黑，他完全没拉伞控制速度，因此着陆留速很高，加上留在陡坡上，立刻裹着降落伞掉到一米多深的沟底，当场摔晕过去。

不过歪打正着，也算吉人自有天相，LieutenantChukhrai这一裹一摔，到让他暂时躲过了德军的围杀。当他醒来时，从降落伞中听到沟上有德军的喊叫声，德国人还带了狗，在沟边溜达了几圈硬是没发现沟底的紧握着手雷的Chukhrai。等德国人走了，我们的大导演才松开手榴弹，掏出小刀切开伞衣，连滚带爬爬出沟找部队去了。

刚跳进另一条土沟，身后便传来德国人的对话声，Chukhrai反身卧倒，就看到两个德国人向之前他摔晕的土沟冲过来，边跑边紧张的冲天空中张望。看到沟底的白色伞衣，其中一个人拉开冲锋枪枪栓对着伞衣狠狠的打了一梭子。显然这两人看到了Chukhrai降落，认为伞兵仍被裹在伞衣中。打完后德国人又等了一会儿，才敢慢慢滑到沟底用枪管去戳被扫的千疮百孔的降落伞和Chukhrai的背包。德国人在坑底乱翻了一会儿，没什么发现，便想爬出来，Chukhrai等在沟沿上，突然跃起用冲锋枪冲正拼命往上爬的德国人扫射，把两个人钉回了沟底，然后放低姿势跑开了。

天气的意外、导航的意外，着陆区遍地德国人的意外，各种意外把看似完备的空降计划砸的乱七八糟，此时苏军的指挥系统已经被超过处理能力的大量意外和灾难搅得全面崩溃，甚至没人想起是不是要暂时将空降行动叫停。

于是一波次一波次的运输机继续把红色蒲公英扔进右岸的地狱中去，又看着他们一批一批被德军的优势铁甲和火力屠杀殆尽。飞行员们忍无可忍，他们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一时间整个频道中都是天上飞行员和地面残余伞兵们对惨烈无望战况的报告、哀号和诅咒，很多飞行员在回到机场之后立刻愤怒的跳下飞机冲向他们的指挥官坚决要求不能再把伞兵兄弟们丢到对岸去送死了。

瓦图京等人很快得到了确切的报告，着陆场中的德国人正好整以暇的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从天而降的红色伞兵。其实从无线电台中绝望的哀号，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早就明白空降行动已经演变成对红色蒲公英的单方面屠杀。苦于天气条件不允许，能见度过低，瓦图京甚至没法为对岸无望战斗的部下提供哪怕安慰性的重火力支援，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只能用年轻生命和血肉之躯在铁甲火墙前拍个粉身碎骨。

指挥部中陷入了长时间的静默，瓦图京和朱可夫等人只能相顾无言，所有人都知道，已经降落到对岸的苏军伞兵勇士们再无生还的希望，指挥部能做的只是阻止新一批的红色伞兵填进右岸的血火地狱，但此时叫停战斗等于坐视先头部队被一个个的消灭，最终指挥部集体做出了这个痛苦而无情的决定--取消第聂伯河右岸空降行动。

当方面军指挥部叫停空降行动时，计划中将在第一夜空降的500架次红色蒲公英已有近300架次被空投到着陆场上空。事后统计两个齐装满员的伞兵旅中已经有4500多人跳向了右岸的血火炼狱。最悲惨的是代替第一伞兵旅上阵的伞兵三旅，旅长以下全体士兵都已被丢入了黑暗的夜空，变成了未知命运的玩物。整个旅硕果仅存的只有预定在第二夜使用滑翔机运输的45mm毫米反坦克炮，孤零零的被堆放在兵营中。另一支第五伞兵旅情况稍好，全旅不到一半的人被方面军指挥部从登机区甚至是Li-2上拉了下来，就这样和毁灭擦肩而过，也与绝大多数已经在对岸降落的同志和伙伴从次阴阳两隔。此外，还有600个空投包（parapack）的设备、武器和弹药被投在预定着陆区中，绝大多数都落入了德国人之手。

第聂伯河右岸的幸存伞兵当然不知道行动已经被取消，他们现在无暇顾及什么行动，他们要为生存而战。德军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虽然拥有绝对的火力和装甲优势，但并不适合在右岸沟壑丛生的地形中追缉东躲西逃的红色蒲公英。对于已经化整为零各自为战的小股残余伞兵们的而言，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死磕德国人的铁乌龟，现在让伞兵们头疼的主要敌人是另一群人--数千名担任地方警戒任务的伪军。

由于第聂伯河右岸西部有大片的森林，也算是一块传统的红色游击区。为了剿灭活跃在这里的苏联游击队，德国人调动了著名的“土耳其斯坦军团（Turkestanlegion）”，这些人原先都是中亚裔红军战俘，在同游击队的惨烈作战中，他们血中久远的突厥游牧血统似乎觉醒了，使他们远比一般部队长于轨迹和追踪，成为了最优秀的反游击部队。此外，不少乌克兰分裂分子组成的民团也和德国人狼狈为奸，听说有对红军正规部队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蜂拥而来，迅速形成了一支数千人的扫荡大军，试图在德国正规部队的支援下把散落各处的红色蒲公英都拖出来消灭掉。

10.红色蒲公英们的“大逃杀”

面对由几千德军反游击部队和伪军组成的横扫第聂伯河右岸的“死神镰刀”，红色蒲公英们感到有些招架不住了，他们不熟悉当地地形，所带的食物弹药消耗殆尽，更缺乏御寒衣物和伪装用具。结果红军的伞兵游勇（没写错，这帮人确实是伞兵）或者被乱枪打死，或者弹尽粮绝做了俘虏，甚至一些十多人左右的战斗小组也没能幸免。

眼看红色蒲公英就要被敌人用优势兵力淹没，伞兵们明白必须集结成较大的部队，凝结成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拳头。在生死攸关之际，不少小股苏军伞兵在老兵、军士长和青年尉官的指挥下开始集合起来，但是成功降落的中高级将领中绝大多数运气比较差，聚集在他们身边的战士寥寥无几。

比如第五伞兵旅的旅长Sidorchuk上校便当了一夜的孤家寡人。相比被烧得灰飞烟灭的第三旅旅长，Sidorchuk上校还是幸运的，他的降落在Kanev西北部的森林中，好不容易从树上爬下来之后整个晚上都在森林附近寻找他的士兵，却一无所获，直到9月26日拂晓才算和同样交际寻找老大的第五伞兵旅余部汇合。

对红色蒲公英来说，森林不再是麻烦和险地，倒成了朋友和福地。树枝擦伤、降落伞挂在树上这些问题相比森林外面德国人的高炮、探照灯、冲锋枪和猎犬都不再是问题，保住自己才有可能消灭敌人。那些降落在Kanev和Cherkassy附近森林的苏军伞兵部队由于更容易找到掩护和隐蔽处，德国人又对幽深的林地敬而远之，因此兵力保存的较好。

而降落在第五旅着陆区北面Rzhyschev附近的苏军伞兵由于缺乏掩护，除了几处支撑点维持着抵抗外，几乎被德军消灭殆尽。着陆区内第五旅部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很多没能安全降落，所以落地后的部队即便能集合起来，也仿佛是一群没头苍蝇，甚至出现在某集合点左冲右突半天却发现其实就在几百米方圆打转的搞笑情况。

部队基干的损失给红色蒲公英坚持作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伞兵是轻步兵，除了随身轻武器和弹药外，其他装备都是用空投包装好单独空投的，包括反坦克营的反坦克地雷和手雷（据说还有反坦克枪）、TNT等爆破器材、电台、信号装备等全部需要依靠空投包运送，但除了一部分老兵油子知道必须以最快速度收集散落各地的这些装备外，大部分苏军小股伞兵光顾的逃出德军的包围，完全忘记了要从空投包中回收装备。

相比伞兵们的迷迷瞪瞪，德军倒是清醒得很，他们派出不少部队专门搜寻空投包或者空降箱，发现之后甚至会动手将其集中到某一篇区域，然后在附近“守株待兔”，打苏军的埋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军回收装备的行动所要付出的伤亡越来越重，超出了不少小股部队的承受范围，即便他们发现了空投包也不敢接近。

接下来的几天，幸存的红色蒲公英不得不在第聂伯河右岸预定伞兵着陆区上演真人版“大逃杀”，他们东躲西藏，边为生存而战边逐步聚集重组，幸存老兵回忆这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仿佛在噩梦中煎熬。很多老兵都回忆德国人调动了一种双引擎的“大头怪物”长时间在着陆区上空游猎，它们使用机枪和小型炸弹攻击地面的苏军队伍，或者使用电台引导德国反游击部队追歼苏军。

小猫估计德国人使用的应该是著名的“EagleOwl雕鸮/猫头鹰”--Fw-189式观测机。这款观测校射机算是二战中德军的一款经典多用途战机，据说其坚固的机身，低速的高稳定性以及长留空时间都极为适合执行低烈度的反游击任务，其装备4~5挺7.92毫米机枪和4发50kg炸弹，能够很有效的驱散地面游击队。有趣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43年11月，苏霍伊设计局（SukhoiOKB）奉命研制“FW-189斯基”--Su-12，气动外形基本没变，但是火力装甲和发动机都得到升级，最终产生了一款装备4门20毫米炮，最多能携带800kg炸弹的强大袭击机，可惜苏联没有采用。

面对德国人的立体围剿，左岸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大有黔驴技穷之感，瓦图京手里唯一的牌就是活跃在右岸腹地的苏联红色游击队。虽然自己也受到德军越来越严酷的扫荡和压制，红色游击队在接到上级命令后仍不惜代价解救所有发现的红色蒲公英。其实在方面军司令部向游击队发出命令前，隐藏在森林中的游击队就侦知了第聂伯河空降失败的情况，开始用各种手段同被围伞兵取得联系。

对已经几天得不到补给的苏联伞兵而言，德军武器造成的伤亡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多日的饥寒交迫使得不少战士的体能降到了极点，一部分老战士挣扎的避开德军的搜索队甚至避开一切的灯光和村落，去为同志和自己收集任何的食物，野菜、野生土豆甚至是野鼠都被一扫而空，一股脑被倒入红色蒲公英的肚子中去同饥饿作战。

除了最初极个别的受伤被俘的伞兵被德军投入了战俘营之外，9月26日之后被抓住的苏军伞兵基本都遭被当场杀害，而任何被怀疑曾经搭救或者援助过红色蒲公英的老百姓也会被德军在被迫集合起来的乡亲们面前残忍的折磨致死。一些伞兵躲进了老乡们的谷仓、牲口棚或者地窖，结果被德军扫荡部队连人带房子一把火烧掉，还有不少房主自己也被驱赶进去惨遭杀害。

11.红色伞兵的困兽犹斗和穷途末路

在德军的围剿和追捕下，大批尽寒交迫弹尽粮绝的红色蒲公英和第聂伯河右岸的普通百姓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第五伞兵旅的Sapozhnikov上尉是25日的第一批伞降尖兵之一，他也是伞兵旅的旗手，第五旅的战旗被他叠好围在了腰间。不过这位老蒲公英运气不好，在半空中腿部和肩膀就被德军的机枪打伤，人也昏了过去，好在他的战友找到了被裹在伞花中人事不省的Sapozhnikov上尉。由于附近没有医疗兵，战友对上尉进行简单包扎后把他参在一个干草垛中，大约共有十多名伞兵藏身在附近。

第二天上尉醒来时，他已经躺在了农民家的地窖中。原来，上尉藏身的干草垛是当地一家姓Ganenko的母子的。15岁的小AnatoliyGanenko一大早便发现了草垛中的Sapozhnikov上尉，其他的红色蒲公英则紧张的监视着小Ganenko，担心他会贪图德国人的奖赏而出卖他们。小勇士却自告奋勇找来了他的母亲SerafimaGanenko，娘俩虽然孤儿寡母过的很艰难，却深明大义，他们将伞兵们藏到了自己的的地窖中，Serafima还用家中的伤药处理了上尉腿部和肩膀的伤口。之后的几天里Ganenko母子每天给伞兵们带来食物，还向他们报告外面的情况。等到Sapozhnikov上尉能够走路后，他决定带着伞兵们突围，因为德国人已经嗅到了他们的踪迹，派出了搜捕队，如果红色蒲公英们被发现，Ganenko母子也难以幸免。

作为第五伞兵旅的旗手，Sapozhnikov上尉决定要妥善保护战旗。伞兵们势单力薄，他们的突围行动前途未卜，甚至可以说前景黯淡，所以上尉郑重的将战旗交给了Ganenko母子，请他们代为保存。两个月后，当红军解放这座村庄后，Ganenko母子将战旗从隐蔽处取出，上缴给了红军部队，但他们却没能从部队那里打听到Sapozhnikov上尉等人的消息。

这对勇敢的母子在之后的和平岁月中从没向政府索要过回报，不过好在还是有人记住这两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伞兵战士、救助伤员、收藏战旗的平民勇士。1976年，在伞兵部队的坚持下，SerafimaGanenko和AnatoliyGanenko母子总算由于几十年前的英勇行为获得了迟到的勋章。

由于无线电设备几乎全部丢失，无线电操作员也损失殆尽，第聂伯河右岸的伞兵连续多日无法与左岸焦急等待的指挥部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系。不过从空中侦察发现的篝火信号和游击队传回来的只言片语来看，虽然损失惨重，但是着陆区中幸存者仍为数不少，他们仍在为了生存继续战斗，但是由于整个指挥体系已经完全破坏，幸存的红色蒲公英们基本是在各自为战。

从9月26日开始，三批携带大功率电台的小股伞兵被空投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士兵和他们随身的无线电台从此石沉大海，渺无音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只能推测他们全都成为德军扫荡行动的牺牲品。但在9月27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着陆区的南部的一支第三伞兵旅残部竟然架起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并与方面军司令部开始了时断时续的无线电联络。

在着陆区的北角，Lev少校聚集起了100名幸存伞兵，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LieutenantGrigoriyChukhrai。经过惨烈的后卫战，虽然有不少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因此牺牲，Lev少校所部总算是和游击队接上了头。生死时速暂时告一段落后，Lev少校就琢磨着怎么才能同方面军方面取得联系。由于Lev特遣队（我觉得这种小型临编部队可以成为特遣队吧）和接应他们的游击队都没有电台设备，所以少校派出Chukhrai等三人向第聂伯河右岸登陆场渗透，争取同登陆场苏军接上头。

经过几日的担惊受怕，Chukhrai一行人穿过了德国人的封锁线，渡过了第聂伯河，到达了第聂伯左岸的苏军指挥部。在确认过Lev特遣队的情况后，Chukhrai被留在左岸苏军部队中专门接待和甄别冲出来的幸存伞兵，他的两位同伴则带着命令回到Lev特遣队。也许是未来的红色大导演命不该绝，不久之后他从幸存者嘴里听到了Lev特遣队的结局：他们被叛徒出卖，遭到了德军的伏击，几乎全部牺牲。

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股苏军逐渐积少成多，在着陆区南部，第五伞兵旅旅长Sidorchuk上校竟然聚集起一直1200人的部队，Cherkassy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根据地和掩蔽所。着陆区北部的德军势力较强，苏军伞兵损失很大，幸存者总数不过1000人，他们组成了40多个小型战斗群和特遣队，最少的特遣队也许只有不到20人，最大的战斗群则拥有200多名伞兵。

由于着陆区北部缺乏森林掩护，也没有可以接应的游击队，这些幸存蒲公英们结成的临时战斗集体还没有壮大到能够就地组织防御的规模，却已经大到没法藏身在沟壑中了。因此这批幸存伞兵的结局基本都很悲惨，他们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在被俘后又被德军就地枪决。Likhterman是着陆区北部少数幸存者之一，也是伞兵中为数不多的战俘营幸存者，多年后他回忆了自己所在战斗群绝望的最后一战。

Likhterman所在的战斗群离第聂伯河直线距离并不算远，部队里面军官商量出来的突围上策也是直接穿越德军防线，抵达第聂伯河河边同登陆场的苏军回合或者干脆渡过第聂伯河。不过他们太低估德国人了，由于装甲部队行动不便，很多坦克和自行高炮被德军作为坚固支撑点，就地组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警戒防区，各支撑点之间能够互相支援。

Likhterman所在的战斗群几次想找德军防线弱点予以突破，都被德军利用优势火力和迅速驰援击退。在突破的过程中，战斗群损兵折将，弹药消耗也很大。德军则步步为营，最终将Likhterman等十几个伤员合围在一道沟壑中，Likhterman多年后还十分后悔自己的光荣弹被丢出去，结果这一群弹尽粮绝的伞兵全体被俘。出人意料的是德军没有把他们就地枪决，只是把他们送进了战俘营，在经过6个月惨无人道的非人虐待和折磨后，Likhterman成功的组织了越狱，并被高速推进的苏军解救。所有和Likhterman一起被俘的伞兵战友和战俘营狱友没有一个人能再次看到胜利的红旗，他们无一生还。

12.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

相对于在北区困兽犹斗的红色伞兵战友们，Sidorchuk上校领导着南部的蒲公英们打得有声有色。在南部空降的第五伞兵旅虽然有一小半没有赶上空降，但是军官和骨干的幸存比例却比北部的伞兵三旅要高不少。10月初，Sidorchuk上校和他的部下已经成功的聚集起1200名伞兵，像模像样的拉起了一支下辖三个临编营的旅级战斗群，旅部下面竟然还配了四个特种排：侦查和测绘排、通讯排、工兵排和反坦克排一应俱全。美中不足就是特种兵排名不符实，一群老练的工兵、反坦克手和无线电操作员手里没有合适的装备，只能使用普通轻武器。

眼看部队整编有了起色，Sidorchuk上校开始琢磨干大事。经过通讯排不懈的努力，伞兵战斗群总算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指挥部有了较为的稳定的无线电联系。瓦图京看到本是满盘皆输的伞降行动竟然还有成建制的幸存部队，大喜过望，立刻给Sidorchuk战斗群（苏联似乎没有类似的习惯，美国和德国比较喜欢用指挥官的名字命名特遣队和战斗群，这里借用一下）安排了作战任务。考虑到这1200人只有轻武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幸存的红色蒲公英们作为精锐敌后游击队来使用，从侦查、战场勘察任务到伏击小股德军，从联合游击队袭击德军的补给线到针对德军基础设施的破坏任务，一股脑的安排给了伞兵战斗群。

Sidorchuk上校的伞兵战斗群直属的工兵排也没闲着，除了加固防御阵地，出去摸德军的地雷为我所用外，还通过砍伐树木等手段开辟了几处专门的补给空投场，甚至还在森林边缘的开阔地用木材搭建了一条飞机跑道，供东岸的苏联空军滑翔机和轻型飞机起降。这些飞机为游击队和战斗群在森林中建立的根据地运来了急需的各种补给品，反坦克武器和通讯器材，也将极少数伤势较重，身份较为重要的伤员运出。

虽然苏联自制的波-2没有德制Fi-156那种在“干草垛上起降”的实力，其260Kg的运输能力也赶不上Fi-156的400Kg,但是在艺高人胆大的苏联飞行员操纵下，波-2同样能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下轻松起降。在1941年8月的基辅战役中，波-2就曾经冒险突破重围，试图救出渡过第聂伯河向德军发动逆袭的Петровский,ЛеонидГригорьевич彼得罗夫斯基中将。

在红色蒲公英们在着陆区为生存浴血奋战同时，惨烈的作战每分每秒都围绕着布克林河曲登陆场爆发着，虽然没得到天降神兵的支援，仓促渡河的第27和第40军以及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部队却越战越勇，出人意料的挡住了德国人的铁甲重拳。

到10月初，曼斯坦因等德国将领都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布克林河曲登陆场已经被红军牢牢的，决定性的抓在了手中。但面对曼斯坦因的铜墙铁壁，瓦图京等红军名将也只有望之兴叹。在综合考虑了敌我力量和布克林河曲的战场环境后，朱可夫和瓦图京决定不再过多投入兵力去扩大登陆场，而是隐蔽的将进攻锋芒转向基辅北部的柳捷日Lutezh（也是9月行进间渡河建立的登陆场，此前一直作为辅助突击方向，策应布克林河曲登陆场）。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理所应当的再次成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铁甲先锋，出于保密的需要，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表面上仍在布克林河曲登陆场大张旗鼓，主力却偃旗息鼓声东击西，秘密转移到了Lutezh北侧的第聂伯河左岸。

11月3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居的舟桥部队一夜之间在第聂伯河上“变”出数座重型浮桥，不等被惊得目瞪口呆的右岸德国守军回过味来，红色空军已经控制了第聂伯河的天空。在重炮和强击航空兵的“伴奏”下，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势如破竹，铁骑过处，昨天仿佛还固若金汤的“东墙”--“黑豹-沃坦防线Panther-WotanLine”土崩瓦解。三天之后的11月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三巨头”朱可夫、瓦图京和赫鲁晓夫联名给斯大林发去了报捷电报，向莫斯科和全体苏联军民庄严的宣布，已经沦陷2年的乌克兰首府基辅，已经重新飘扬起了胜利的红旗。

此时的布克林河曲，同样飘荡着胜利会师的欢呼声。Sidorchuk上校的伞兵战斗群已经在布克林河曲坚持作战近一个月，直到11月13日，由于登陆场力量的增强以及德国守军逐渐崩溃，伞兵和苏军进攻部队终于打破德军围绕登陆场建立的防线，胜利会师。劫后余生的红色蒲公英们被迅速从前线撤了下来，11月底，在布克林河曲空降的1000多名第三和第五近卫伞兵旅幸存者回到莫斯科，得到了苏联领导人和全体市民英雄般的欢迎。

从战役意图实现和损失等方面来看，第聂伯河夜间空降行动几乎完全失败的，但是勇敢的在敌后坚持作战的红色蒲公英们却为坚守布克林河曲登陆场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天降神兵”成功的牵制了大批本应用于进攻河曲登陆场的德军机动兵力，多次打乱了曼斯坦因的攻防节奏，使德军无暇顾及Lutezh等方向的防御，有力的配合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声东击西行动，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意义非凡的。

为了表彰勇敢的红色蒲公英，苏联政府向伞兵们颁发了大量的荣誉和奖章，其中A.Bluvshtein少校、陆军上尉S.Petrosyan和列兵I.Kondratyev三位伞兵英雄作为第聂伯河夜空中的红色蒲公英的杰出代表，获颁苏维埃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虽然距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65年，但我相信世人将永远记住为了反抗德国法西斯强盗，为了解放被奴役的土地和人民而勇敢的跃入黑暗夜空的苏维埃红色蒲公英们，永远！永远！永远

但对于上到旅长，下到列兵的几千名红色蒲公英而言，向第聂伯河夜空的纵深一跃也许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乐章的开始。无论是牺牲者还是幸存者，他们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苏维埃的土地和人民，因为由于他们的牺牲，红旗再次飘扬在了基辅上空。无论他们是否有机会戴上金光闪闪的勋章，他们都是伟大的英雄，将会永远的活在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