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其人「文人陈道明」

一条旧毛巾被啪地扔进积雨的水坑里，拉回来，绞两下擦脸。尽管仍旧布满惊惶和恐惧，但擦去煤灰后，乞丐般乱发下浮出的是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上眼镜，他叫陆焉识；不戴的话，他叫陈道明——不过其实都一样。

这张脸背后还有作家严歌苓祖父的影子——《归来》主人公陆焉识的原型——学者严恩春。在严家亲戚们眼里，曾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严恩春“读书用功，敏感、孤高”，这种特质不仅在严歌苓身上得到承继，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陈道明。

《归来》上映之后，一场与张艺谋有关的争议狂澜，如期而至。但这些争议始终集中在电影本身，对两位主角的演技，却只有一边倒的赞扬：巩俐将一位内心孤独的妻子刻画得入木三分、不着痕迹。而陈道明的表现，至少有50分是入戏之前就能到手的，因为他挑选了一个最接近自己的角色。

“那个人物形象我有”

对角色的选择和挑剔，向来是陈道明在圈内为人所共知的“毛病”。他有一股捉摸不定的执拗。

1990年，黄蜀芹来找他演《围城》。一个认定“就觉得你像”，另一个认定这个人物不好演，就是不上。直到剧组放话“你不演这个戏就不拍了”，黄蜀芹摔折腿还坐着轮椅上北京来追着不放，陈道明才肯接下这个片子。

事实证明，黄蜀芹的眼光精准，天生书卷气的陈道明很适合演知识分子。10集的短剧拍了100天，最终呈现的效果，方鸿渐似乎是“直接从书里跳出来的”，这个角色日后也被看成陈道明演过的最经典角色。

有意思的是，此后20年陈道明演过皇帝、王爷、商人、汉奸、特务，甚至演过黑帮老大，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无一例外都有“知识分子”特性。《一地鸡毛》中的小职员小林，《我的1919》中外交官顾维钧自不必说，甚至连《黑洞》里的坏蛋聂明宇，都自带一股忧郁气质，他对此角色的诠释是：“坏人也可能学问很深”。

这是优势，也是短板。不然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是帝王戏，《康熙王朝》给人的印象那么深，而整整50集的《楚汉传奇》，却只出了一个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刘邦。别忘了，康熙也是帝王中的知识分子，而刘邦则是草根出身。

也有真正的知识分子，陈道明觉得自己没演好的。《大汉天子》中的东方朔，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被演成一个“正派文人”；电视剧版《手机》中的费墨，同样乏善可陈，“哪怕写成一个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也比现在的好”，在陈道明眼里，问题出在剧本上——这个人“没写透”。

不可否认，陈道明有某种情结。“我们写知识分子的电影很多，《人到中年》、《太阳女人》……很多很多，包括《芙蓉镇》，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

正因如此，当张艺谋找上陈道明时，后者一开口就是“那个人物形象我有”。

“入错了行”

《归来》开拍前，陈道明为心目中的陆焉识画过一幅画：一个蹙着眉头的中年男人，戴一幅半框眼镜，脖子上一条围巾。

这张脸特别像陈道明的父亲。在确定最终造型时，他还挑了一副最像父亲当年戴过的眼镜。

父亲陈宗宽身上有太多与陆焉识相似的地方。作为燕京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陈宗宽曾经执教于天津医科大学。“文革”开始后，他进牛棚、去“五七”干校，经历过那个年代所有知识分子共有的痛苦和焦虑。

这些记忆也刻进了陈道明心里。接下陆焉识，他脑中首先浮现的是父亲“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

但即使为身份付出过沉重代价，陈宗宽骨子里还是保持着文化人的清高，以致陈道明16岁进演艺圈时，父亲还有些“看不起这个职业”。因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上至父母、下到兄妹，不是医生就是教师，只有陈道明为躲避上山下乡，阴差阳错进了天津人艺，当了演员。

某些方面，陈道明与父母的看法一致。“如果有再一次选择，我会当一个医生、律师甚至外交家。” 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敬畏，在拍《围城》前后，他与钱钟书有过三次交谈，“突然发现自己在学问面前，特别可怜，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

也就是那时，陈道明开始思考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他的结论是，“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

片场上，陈道明从不带椅子，因为怕一坐下就会脱离角色，更怕走神。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提到这样一件事：《一地鸡毛》开拍，请演惯皇帝爷的陈道明饰演小职员小林。冯小刚捏了一把汗，怕陈道明活生生把唯唯诺诺的底层小人物演成微服私访。结果到了片场，陈道明就变了一个人，殷勤，周到，善解人意，任何事都有商有量。每天穿着几套踢里踏拉的戏服，完全就是一个活脱的小职员，整个人都入了戏。

但千万别以为陈道明对表演有多热爱，戏一演完，唰地一下，他就离开了小林。冯小刚形容：“那种不阴不阳的表情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陈道明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称作“戏子”的职业人。下了班，他还是个读书人——所求不过是“心中要自在”。

“我就是不愿意上，就是不喜欢，我觉得我一到摄制组就像到了一个监狱。就是不愿意上。包括拍完《英雄》我歇了一年。你给我什么样的诱惑我也不动。”

“我也为五斗米折腰”

然而，名利场欢迎的永远是著名演员陈道明，却没给知识分子陈道明留下多少位置。即使陈道明不止一次在记者采访时强调，自己是文艺圈的，不是娱乐圈的。但身在迎来送往的娱乐圈，又要保持独善其身的文艺范，谈何容易？

媒体人何东在《东邪西独》里这样形容他：“无论演戏还是处事，他永远内心纠葛无数，脸上却常常一派理智与冰冷。”

但种种纠结到底还是藏不住，表现在外，就是“各色”。

“一上酒桌我就煎熬，一句话跟你说五遍，一个名片递你八张的时候，你就感到一种窝火，一种愤怒。”别人拍完戏混熟了都是互相邀请“有空找我玩”，陈道明向来是拍屁股走人，“没事别找我啊！”

他凡事较真。接受媒体采访，记者没看过的话剧，他坚决不肯谈，没公开宣传的新戏，也不肯开口。较真到别人头上，就有了某种盛气凌人的压力——《卧薪尝胆》开机，扮演范蠡的贾一平刚拍了十几场戏，就突然接到陈道明的一条短信:我郑重地告诉你，我认为你现在是在靠小聪明演戏，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有空他就拼命读书，看《道德经》，研究《清史稿》，算是对从事了“原来认为不怎么高尚的职业”的弥补。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季羡林曾称赞他的学识可以胜任北大的研究生导师。话虽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陈道明身上至少有文人的清醒。很少有演员自嘲比他更刻薄——“戏子太易蜕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便低眉垂眼，四处求人，一旦红了，立刻不知天高地厚。”

因此，拒绝是文人陈道明最好的自我保护。冯小刚邀请他演《夜宴》里的厉帝,他觉得和康熙重复，不肯接。陈凯歌找他演《梅兰芳》里的齐如山，不肯接；胡玫的《孔子》同样也被拒绝。

“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

但至少，他想做到“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原载《明周刊》第43期，各书报亭及淘宝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