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tk「丰子恺的敦刻尔克」

纪念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漫画家、教育家丰子恺先生（1898-1975）诞辰120周年。抗战期间，丰子恺曾带着家人经历了历时8年、行程6000余公里的逃难流亡生活，真是犹如个人版的“敦刻尔克”再现。

丰子恺

逃难之初遭敲诈

1933年春，丰子恺在家乡浙江桐乡县石门镇建成了缘缘堂，每年他都要带着家人到缘缘堂住上一段时间。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时，丰子恺一家正在石门。11月6日下午，石门湾突遭敌机轰炸，当天晚上，全镇居民都逃到乡下避难，丰子恺全家也逃到离石门湾5里地的南圣浜。随着战火的蔓延，石门湾及其周围乡村越来越不安全。正巧丰子恺收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先生的来信，邀他带家人去桐庐避难，于是就决定到桐庐。 11月21日晚间，丰子恺和夫人徐力民带着6个孩子，加上丰子恺的老岳母，姐姐丰满，及堂弟丰平玉和亲戚章桂，章桂当时正在丰氏祖业丰同裕染店学生意，他们一起坐船离开南圣浜，到悦鸿村又会同表亲周丙潮夫妇和孩子，形成一个逃难团队，乘一只小船连夜逃离故乡。 第二天黄昏，到达杭州拱宸桥，由于情况不明，只得夜宿船内，大家都很担心，辗转不能入睡。为了逃难方便，丰子恺忍痛把根据蒋坚忍原著所作的《日本侵华史》画稿，及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统统销毁。第二天早上，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大家只得扶老携幼步行穿过杭州城，直到傍晚才抵六和塔江边，可是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又都用于军事，天下着雨，暂时进小茶店避雨，一等莫展。幸好遇到一位好心肠的赵姓巡官，听说了丰子恺他们的困境，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条，船主人是富阳人，正巧去桐庐，要价24元，当面付清。他们上了船，向桐庐进发。 午夜，船行到江心时，大家熟睡了，船主人却叫醒了丰子恺，说再要加40元，否则就不送了。丰子恺把章桂叫醒，轻声对他说发生了意外，并风趣地说：“今夜我们要吃‘板刀面’了！”旧时说在水路遇到打劫者为吃“板刀面”。为了解一时之难，他们只好答应船主的要求，但说明要到了桐庐亲戚家才能付清。11月24日抵达桐庐，马一浮住在迎欣坊四号，桐庐县政府为保护他，门口设有卫兵，船主人送他们到马一浮寓所时，见门口的卫兵就有些胆怯了，自知不该乘人之危进行敲诈，连连认错赔罪。丰子恺以宽慈为怀，当然免予追究。他们在马一浮寓所住了将近一个月后，迁居河头上盛姓新屋。

名字就是通行证

当时杭州已遭日军围困，桐庐也是告急，这时丰子恺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刘甫琴来信，代其兄刘叔琴邀请丰子恺去长沙工作，并提供住处。这样，他们又开始以长沙为目的地的流亡，在离开桐庐前，丰平玉为了照顾年近古稀的父母和弱妻幼女，不得不回到已被日寇占领的家乡。丰平玉走后，他们又遇到了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车汉亮父子三人，结伴同行。丰子恺怕路费不够用，让章桂进入被围的杭州，打算取存在中国银行尚未到期的200元存款，谁知章桂到杭州后，找不到保人，无法取款。流亡的路上，丰子恺一直怕暴露身份，在兰溪旅馆的登记簿上写的名字是“丰润”。恰巧，丰子恺在浙江一师的老同学曹聚仁，当时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路经兰溪，在旅客登记簿上见到有丰润，知是老同学来了，忙来相见。曹聚仁在聚丰园设宴，为丰子恺一家洗尘，他劝丰子恺，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帮助他印了名片。别说，这一改变，作用很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200元存款，即便在兰溪也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路费充裕了，就在兰溪雇船溯兰江西上，经衢江到达常山后，结果水路断了，附近公路局常山保养场工人师傅听说丰子恺来了，赶忙来帮助，给他们安排了一辆无蓬汽车，仅花了几块钱汽油费和驾驶员补贴费，就把他们送到了江西省上饶，这已是1938年的元月了。 丰子恺一行风尘仆仆，晓行夜宿，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逆袁水至宜春，弃舟登陆，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开，大家只得下车。火车站上人员要他们从南昌开始补票，章桂与他们争了起来。站长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丰子恺递过名片，站长闻知是丰子恺，久仰大名，于是变得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他们在旅馆定了房间。站长告诉丰子恺，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认识。站长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清早，萧而化夫妻就来探望。萧而化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丰子恺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他们从城里迁到暇鹇塘萧氏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春节。

在武汉积极宣传抗战

春节过后，丰子恺从报上得悉石门湾缘缘堂被日寇飞机炸毁，丰子恺在萍乡写下了有名的散文《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等文章，愤怒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后来，丰子恺再次接到长沙开明书店刘甫琴来信，告知上海总店毁于敌人炮火，总店拟迁武汉，要丰子恺速去长沙，再转武汉。他们就离开萍乡，顺绿水、湘江到了长沙，这时车汉亮父子和他们分手了。 1938年3月丰子恺一行到了武汉，丰子恺将章桂和周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其他人仍暂留在长沙。当时武汉抗日救国气氛浓烈，群情沸腾。丰子恺与武汉朋友见面就激动地说：“一到汉口，仿佛睡醒了！”在武汉期间，他到处奔走，积极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有一天，他在武昌乡下发现一株被人砍伐大半截却仍枝繁叶茂的大树，触景生情，便联想到：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吗！于是，他以这棵大树为题材，奋笔画了一幅漫画，并题诗一首：“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随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就像一棵大树》的文章，以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希望和热爱。那时，武汉常遭日机空袭。丰子恺目睹敌人的暴行，非常气愤，连续创作了《我愿化作天使，空中收炸弹》等宣传画。当年4月29日，武汉空战大捷，他欣喜之余，赋诗词六首，其中写到：“花雕美酒饮千盅，谈话有威风”的名句。在武汉期间，丰子恺还满腔热情地收集抗战漫画，并编辑《抗战漫画集》，亲自为每幅画配上说明文字。此书后来由汉口大路书店出版，非常受欢迎。

丰子恺在作画

当时，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丰子恺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丰子恺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不久，湖口、马当失守，武汉又告急了。政府迁往重庆，第三厅撤往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丰子恺也从汉口回到了长沙。

桂林开“漫画”公司

当时，唐观之在广西两江创办桂林师范，邀请丰子恺前去任教。1938年6月，丰子恺一行去了广西，任桂林师范教师，为暑期师训班讲授《艺术与抗敌宣传》。对于逃难生活，丰子恺曾填《望江南》词：“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1938年8月下旬，汉口开明书店撤往重庆，章桂独自赶来桂林。石门乡亲杨乔也从江西到桂林，寄住丰子恺家，加上周丙潮一家二口，真是人丁兴旺。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丰子恺多方筹借资金，在桂西路开了崇德书店，他亲自题写店名，由章桂和周丙潮、杨乔一起经营，后来崇德书店被敌机炸毁，章桂重又回到开明书店。当时丰子恺住在两江镇谢四嫂家里。不少人登门请教，几间简陋的小房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且经常收到各地的来信。村民望着这个外乡人，弄不清他是干什么的?还是房东四嫂嘴快，她向丰夫人徐力民问道：“老板娘，你家这么多客人，这么多信，你先生每天这么忙，现在干的什么好公事呀！”徐力民笑了笑顺口说：“我家先生在教国画这公事的。”四嫂听了羡慕地说：“唷！你先生在叫国华这公司做事啊。嗬！这是城里新开的大公司噢！难怪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信，都抢着要来订货了。”这下弄得徐力民侧过脸抿嘴而笑。丰子恺知道这事后，望着徐力民风趣地说：“哈！力民呀，你倒很不错，先当上老板娘了，那我呢?当然是老板了。我们都是富家人了，好的，我的‘抗战牌漫画商品’，今天下午又要和同学上街推销，我们也是国难时期的‘暴发户’了。”

遵义作画忆家园

1939年春，应浙江大学聘请，丰子恺率家眷一行离开桂林去宜山，任浙大艺术课讲师，章桂仍留在桂林开明书店。1941年2月，浙大又迁到贵州遵义，丰子恺升任副教授，仍讲授艺术教育与艺术欣赏。在遵义，丰子恺全家先住罗庄，后迁居南坛巷，寓所取名为“星汉楼”。1942年春，章桂为广西文化供应社去重庆筹设办事处，路过遵义，到南坛巷看望丰子恺。他们桂林别后已快三年，丰子恺与章桂相对共酌，彻夜长谈，他从顾亭林的“刀绳俱在，毋速我死”讲起，叙述了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爱国志士的事迹。第二天临行，丰子恺又作了《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画相赠。这年暑期，章桂由重庆回桂林，又去遵义丰子恺家，这次逗留时间较长，丰子恺有暇亲自对子女们讲授语文，章桂也参加旁听，获益非浅。

丰子恺的漫画

1942年秋，丰子恺认识了时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的蹇先艾。丰子恺为蹇先艾画了一幅《家园景象图》。当时，蹇先艾住老城北门姚家巷半山上，出门就可远望有“尽收城郭在檐下”的风光，这也是触动丰子恺创作的因由。后来蹇先艾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丰子恺所作画幅的情况：“他给我画了一幅我家园林的画，用陶渊明诗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画我在一棵核桃树下休息，有一些小鸟从远处飞来。”因为，“缘缘堂”被日本飞机炸毁后，丰子恺一直很愤慨。到遵义后，他所住南坛巷虽然前有湘山寺，后有回龙寺，而湘川又环绕坛外，风景可谓幽美，但毕竟是避难来此，比起蹇先艾“尽收城郭在檐下”的园林，不免想起了老家曾经的“缘缘堂”，难免有一番“吾亦爱吾庐”的感慨。

陪都的沙坪小屋

1942年，陪都重庆的陈之佛出任国立艺专校长，一再来电邀请丰子恺去重庆协助办学，并推荐他为艺专教务主任。丰子恺因教授薪水微薄，家庭负担过重，要率家眷一行远道入蜀颇有顾虑，就让章桂先去重庆艺专，他是在结束浙大课程后,这年11月才到达重庆艺专的。此时，艺专已从青水关松林岗迁到盘溪新建的“抗建式”校舍上课，丰子恺为学校书写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校名，镶嵌在校门两旁的砖柱上。丰子恺在艺专供职1年多时间。1943年3月间，他漫游川南、川西，访问过早已来到陪都的马一浮先生，后由夏宗禹陪同去川东、川北搞巡回画展。

丰子恺和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能有一个安静能读书的住所，确实困难。一般穷书生曾感叹地说：“即使白居易再生，也将感到居之不易矣！”而丰子恺却在沙坪坝正街西面庙湾，修建了“抗建式”的二间一披，命名为“沙坪小屋”。在这座小屋里丰子恺画画、撰文，勤奋创作，直到抗战胜利。丰子恺在重庆期间画了许多反映山城风俗民情、耐人寻味的漫画。 1944年的中秋之夜，月明如画，全家团聚，喜庆之余，他大醉而睡，次晨醒来，他填就《贺新郎》一词：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因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忱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山城重庆的三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丰子恺留恋山城之情，不仅表露于言辞之中，且在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山城去杭州后仍寄情于山城，专门作过“抗战已胜利，莫忘策源地“的重庆写景画，可见抗战期间，重庆对他的影响之大。而丰子恺的亲戚章桂，在此期间，由于长期与丰子恺一起工作、生活，受此影响，从一位染店职员逐渐成为一名书店经理、出版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也许是丰子恺一行8年流亡生涯的另一个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