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在影片中的运用与处理「影片中声音与色彩的运用反映出社会时代的声音与最初的情景」

回归生活的自然之声

贾樟柯把电影中的声音变成与观众进行互动的媒介，让观众从纯视觉享受演变为视听结合的审美体验。影像表达中的声音分为剧情声（指场景内的声音）和画外音（指背景声音）。

在贾樟柯年少的成长中，大家为了听火车的声音跑到隔壁县城，他说火车声对自己而言像是某种召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积淀，他从美学层面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声音与色彩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叙事欲望。因此，贾樟柯电影中的声音具有抒情性与戏剧性，极具艺术表现力。

方言作为贴合人物表达的工具，几乎存在于贾樟柯的每部影片。贾樟柯选择用方言来展现人物的故事，使影片具有自然朴实的特点，同时凸显剧情的真实性。

方言作为人的第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影片中方言的使用在实现非职业演员语言自由的同时，自然流畅地完成了戏剧表演，凸显出语言的地域识别功能，建构出别具一格的影像表达。从美学层面看，演员对方言的使用，代表了底层人民对话语权诉求的表达；从社会学层面看，贾樟柯的影片为底层边缘人物，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的失语而发声。

《小武》中，小武的扮演者王宏伟说的是河南方言，而他的父母及亲友说的是地道的山西方言，这是因为演员本身所处地域环境不同而造成的方言表述差异。贾樟柯并没有对演员的方言进行统一的规范，他让不同地域的方言，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其自然的流畅表达，自然地衔接人物的情感交流，用方言带动戏剧表达。方言的使用让主人公的形象变得鲜明、立体，使得小武以高度的辨识力，凸显出他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刻画出格格不入的艺术形象。

《世界》的语言系统由原生环境中的北京人，他们口中的北京话、外乡人的方言及有地方口音辨识度的“普通话”组合在一起。贾樟柯通过语言的交替变化，表达出讲好标准的普通话是生活在异乡，能很好生存的必备技能的认知。

由此可见，讲好标准的普通话是对城市中的异乡人新身份的认同，比如“保安”“舞蹈演员”“工人”等。

但方言与普通话的鸿沟，是成为这些异乡人融入“世界之窗”的阻碍，他们为了融入城市生活，尽最大努力让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影片中的方言、普通话及外国语言仍然并行存在。

例如，《乌拉巴托的夜》成为连接赵小桃与安娜跨国友谊，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梁桥，多语音特色的语言交流模式营造出异乡人逐渐走向“世界”国际化的叙事空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异乡人，他们在城市化的世界里占有一席生存空间的途径是讲好普通话，这也是城市对他们新身份的认可。因此，这些漂泊的异乡人在方言与“普通话的世界”中不断地自我挣扎，流露出内心的艰难和心酸。

《山河故人》同样由多语言系统构成，分别是上海话，普通话和英语。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时代变迁及世界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交流，使以沈涛、梁子、张晋生为代表的山西人开始由“山西话——普通话”；“普通话——英语”；“英语——普通话”；“普通话——山西话”的语言模式进行双向转变。

语言的转变，暗示着他们在故乡与他乡，离开与出走间的回归与改变。梁子在生病后被人送回汾阳老家，沈涛看望他时，两人用山西方言自然地交流，这是贾樟柯影片中回归生活的自然之声的真实写照，山西方言只有遇到同乡或回归故里时才出现。

定居海外的张晋生，虽然也讲方言，但只是为了了解地域风情，这是对身份认同缺失的表现。

贾樟柯借《山河故人》中跨时空的空间叙事，呈现出漂泊在外的异乡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失语状态，这种对特定语言表述的缺失，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情感依赖和追寻的强烈表达。

反映时代变化的社会声音

贾樟柯谈道：“要在电影中尽最大可能的追求真实。”[1]因此，声音作为时代变化的佐证资料，凸显出影片的真实性。

从《小山回家》到《山河故人》，影片拍摄跨越了10年的时间长河。从汾阳到北京，贾樟柯用多重视听语言建构真实的叙事表达，记录着20世纪80年代初到2022年近4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变化。

声音作为纪录时代变化的主角，在展现社会发展和时代风貌的同时，架起观众与人物情感交流的桥梁，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的故事情节。

《小武》中，贾樟柯选择用流行音乐来表现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让声音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纪录者。流行文化即受众范围广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影片中贾樟柯借流行音乐的表达与传播，展现出流行文化对县城年轻人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主观认知。

流行音乐从美学层面看，代表着受众范围广的流行文化，它与小县城中的社会声音形成强烈的对比，呈现出反讽意味，带给影片强烈的冲击性。

流行音乐作为反映时代变化的社会声音有纪实诗意性、时代文献性和社会反思性的特点。从审美愉悦的角度看，这是底层群体对情感归宿和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

贾樟柯将生活中随处可听的嘈杂噪声，艺术化地表达出来，实质是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年轻人身上出现的浮躁气息的映射。

“流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贾樟柯电影中的声音表达，体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它在辅助影像表达的同时，为建构具有时代性的听觉叙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站台》作为电影片名，也是一首流行摇滚歌曲。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样貌在悄然改变，歌曲《站台》中的歌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暗示着站台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影片真实纪录了社会发展中，年轻人的事业与人生命运的变化情况。

歌曲作为反映时代变化的社会声音，为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增添了戏剧性，也是对影片主题的呼应。贾樟柯影片中的流行音乐，是人物真实情感的写照，也是纪录时代特性的文献载体。

歌曲《站台》第一次出现在崔明亮等人看火车时的场景中，铁路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贾樟柯通过歌曲表现年轻人内心的激动与欣喜，也暗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前进，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之路。

第二次出现是在崔明亮演唱的过程中。在歌声中火车渐行渐远，像对他爱情迷失和人生迷茫的暗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浪潮中，年轻人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在烟波浩渺的洪流中或沉淀或失意。

时代必然是向前发展的，歌曲《站台》助推着年轻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和改变。歌曲《珍重》在影片《山河故人》中多次出现。

每当人物情感、思绪发生重大变化时，它都会以不同的播放形式出现，然后歌曲在音乐高潮部分戛然而止，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戛然而止的音乐似乎是对情感关系变化的呼应。

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贾樟柯电影中出现的流行音乐，是对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缺失正确引导作用音乐的暗示。因此，他让流行音乐成为纪录时代变化的载体，发挥文献性的作用，在表达人物情感变化的同时，承担着唤起时代记忆的责任和使命。

朴实的原生态色彩

声音体现出电影的时代性特点，色彩则是电影从始至终纪实性的展现，它们对客观事物进行纪实的同时凸显出电影的写实功能。因此，色彩是电影在纪实美学层面影像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片《小武》中，灰色为主的色调代表着朴实的原生态色彩。贾樟柯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人物的衣着、街道两边的景色，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汾阳县城的真实生活面貌。

质朴的原生态色彩与采访的记者、电视机的蓝屏及娱乐场所鲜艳的灯光进行对比；热闹繁华的生活画面色彩与墙上斑驳的印记对比，彰显了影片富有感染力的视觉语言。

小武与周围人的对话，是质朴生活细致描摹与刻画的展现。贾樟柯在影片中以光影的方式，对底层人物生活的描摹，在凸显真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同时，用景物镜头，制造出层次分明的空间感，他通过色彩观照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在浮躁、喧嚣、快速发展的社会中，影片对底层人物质朴、原生态色彩的展现，是贾樟柯对时代的纪录及对社会的关注。

影片《黄土地》中红色和黑色作为质朴原生态色彩的代表，其意象符号和审美表达具有一致性。中国以红色为贵，它代表着希望、热情、喜庆和成功，具有审美与意象的和谐统一。

陈凯歌将鲜亮、明艳的红色置于影片中，赋予意蕴不同的影像表达。《黄土地》中黑色与红色的鲜明对比，凸显出红色在影片中的戏剧张力。

影片中翠巧出嫁时的婚服与拜堂时的黑色装饰形成的色彩对比，暗示着封建礼教对中国女性命运悲剧式的摧残；对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代表，张贴在拜堂的门楣上，与悬挂在门楣上的黑纱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凸显其反讽的意味，同时也体现了对联成为腐朽封建文化的象征。

陈凯歌用影像和色彩表达情感，传递其电影的人文价值，借用意象符号，从美学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历史和社会进行探究和刻画，他在电影主题、叙事结构、细节刻画、镜头角度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文化立场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