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人曾一战封神如今两部新片再入戛纳却都被看不见

#头条创作挑战赛#

一件让人不吐不快的事。

戛纳电影节，全球艺术电影的至高殿堂，每年的入围片单发布，都会引来一片欢呼，尤其是对于华语片来说，入围即胜利，是可以达到舆论场沸腾的地步。

但今年。

一位中国导演，以两部片入围戛纳，其中一部还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人们却一片沉寂。

零零星星的讨论，目光转移到次级单元“一种关注单元”上，说魏书钧的《河边的错误》，以及陈哲艺的《燃冬》，偏偏绕过了一个名字——王兵。

导演太冷门？抱歉，如果评选中国历史百大导演，王兵是势必要占一席的；纪录片太小众？作为第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中国题材纪录片，这本身更有历史意义。

所以沉默的背后是什么？

可能是在这个边界模糊的时代里，我们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增设了许多的禁忌，也可能是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已经不再去关心现实的价值。

于是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谈谈王兵。

用他的经历。

勾画出一种被我们遗忘了许久的“价值”。

01

梳理“人”生存的痕迹

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他们真的是……我觉得比艺术更重要。

——王兵

1999年的尾巴，身上只有几千块钱的王兵，租了台DV，只身前往沈阳的国营工厂铁西区。

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但还是放胆去拍了。

这是他拍电影的开端。

四年时间过去，一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史诗《铁西区》诞生，在中国乃至世界独立纪录片史画下一抹重彩。

被英国电影学会评为影史最伟大50部纪录片之一

可以这么说。

和肉叔差不多时代成长起来的影迷，几乎没有不知道这部纪录片的。

我还记得当年那厚厚一盒的DVD。

平实、真实、厚重，以至于很难有人敢一口气看完。

王兵可以说是“一战封神”。

但之后呢？

此后的24年里，他获得了名，却远离了利。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去拍那些有利可图，商业性更强的纪录片，而是仍然坚持“一人一机”的拍摄方式，记录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人，那些甚至从未看到自己存在的人。

一直保持着“初心”。

他的拍摄轨迹灵活机动，在当下与历史间，在现代与蛮荒间游走。他的脚步遍布全国东西南北，到过东北、云南、上海、甘肃等等。

因其独特的影像风格，珍贵的个体书写与历史厚度，王兵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

而对于这些“功绩”，他却回应道，自己所做的事情“特别简单”。

凡尔赛吗？倒也不是。

只是他对自己创作的定位素来明确，要做的是“对现在的人的身上，一个简单的对历史的梳理。”

于是，在他的镜头之下，我们能看到，一个人身上总会缓缓浮现出时代齿轮碾过的伤痕。

有人亲历60年前的历史。

有人被隐没在中国社会的暗处。

2003年的《铁西区》。

聚焦90年代末中国重工业区，正经历社会转型期阵痛的人。

镜头沉默地带着我们，凝视工厂的解体，凝视工人们由外而内的某种分崩离析，同时，也见证了一个“创造新世界”的梦的破碎：“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

2007年的《和凤鸣》。

他只是在安静地聆听一个右派运动亲历者的自述。

在明暗的天色变幻中，沉寂如坟的房间里，听她对那段“被迫成为右派”的经历，她的不解与绝望，以及她最痛心的回忆，与丈夫曾经痛苦而甜蜜的爱情。

在她平缓的语气里仍能感到她被巨大的孤独感裹挟

2013的《疯爱》。

王兵走进了云南某个精神病院。

在那个失序的空间里，你会看到他的镜头从不猎奇，像是平常地看到：精神病患的吃喝拉撒、他们沉默不言，抑或是在走廊的奔跑......

王兵也尝试过剧情片。

根据纪实性文学改编的那部电影，以一种他惯常的不动声色的影像语言，道尽了劳改农场中人的死亡与痛苦。

比如这个场景。

女人带着粮食赶来农场救丈夫，结果丈夫已死，她找到管理员办事处，哭喊着问出丈夫被埋在哪。

对方却趾高气昂地说她这是企图反动，威胁她离开。

镜头切回女人，明亮的背景将她衬得像一块只剩“人形”的阴影，安静得没半点声响，连哭声都消失了。

这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新片《青春》，王兵聚焦大都市的外来务工青年。

他跟随几个云南农村青年去到上海，或许会让我们看到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青春被燃尽的样子。

值得一提的是，长久以来，王兵都被视作一个关注“边缘人”的导演。

但他曾多次拒绝过“边缘”这个说法：

“你想想，中国十几亿人里面，我所拍摄的人才是绝大多数。像《三姊妹》《铁西区》里的工人，农民工不主流吗？工人不主流吗？怎么会是边缘人？那我们的社会主体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普通人，普通到个体的存在不存在可以被忽略。我不是想争什么，我只是想说，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但并不边缘。”

p.s.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21中国蓝领工人群体达4亿以上，占中国7.4亿就业人口的53% 。（数据来源：《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2）》）

对他而言，他们并不边缘。

只是这个社会从未给予过他们声量，以至于忘却了他们的存在。

他要去看见一个“人”的存在。

以及时代的灰尘在他们身上降落后，不灭的印记。

02

“同在”

我觉得艺术本身就是为个体经验而存在的。因为有这种个体经验，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过电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心底，另外一个人的真实感，我们可以交流、共享他人的生命感受。这是艺术在这个世界当中唯一存在的理由，别的东西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王兵谈“电影的本质”

前段时间，张婉婷导演的《给十九岁的我》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电影，但也引来了争议。

拍摄对象指责“剥削”，以至于上映4天就紧急下线。

同样是拍摄个体来反映时代，肉叔觉得这几乎可以和王兵的电影对照来看。

如果说《给十九岁的我》有故意引导的嫌疑。

那么王兵的电影，则是把原本的世界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而不带来一丝惊扰。

音乐，没有；采访，没有；叙事总是按照时间顺序，剪辑从来都是最大限度保留原貌，于是，观者一旦进入他的影片，都将不自觉地以平视的视角，与影片中的人共同经历一段她/他的时间与空间。

有一种强烈的体验感和真实感。

人类学家项飙曾用一个词来形容王兵的镜头带来的独特感受——“同在。”

可以说，这个词极其精准。

他坚定地拒绝站在高位地审视他人，拒绝用他们的生活“制造故事”，拒绝将他们视作某种宏大叙事下的符号。

他试图拍出每一个生命本该有的“平等”。

《方绣英》里。

我们与一个患上阿兹海默症的临终老人同在。

在方绣英生命的最后八天，王兵用长时间的大特写镜头凝视着她的脸。

她病重得已经不会说话，我们无从得知那时的她在想些什么，但她的眼睛却仍顽强地闪烁着生命的光，好像在诉说什么。

《三姊妹》。

我们与偏远山村里的留守儿童同在。

看她们在赶猪的间隙，在草原上安静地，默契地开始抓虱子。

王兵的影像里，人物生活中的某个动作会自然地说出她们的故事，无需专门解释前因后果。

显然三姊妹的父母很久没回来过了，加上生活在没有热水系统的落后山区里，无人照管的她们很少能洗澡，所以抓虱子成了“日常动作”。

《15小时》里。

我们与不具名的工人同在。

这部15个小时的超长影片里，王兵用最原始的影像形式，截取出某中国服装加工厂里工人的一天。

这漫长的15小时，只是他们周而复始的人生的其中一天：

“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7天，只有一天晚上6点以后能够休息。”

《死灵魂》里。

我们与死去的人同在。

跨越12年的拍摄时间，王兵走访了一百多名劳改农场幸存者。

在这部长达8小时的影片中，那些几十年前的亡者被幸存者用“讲述”唤醒，而后陆续逝世的幸存者则被影像本身唤醒。

死去的灵魂再度复活，消失的历史再度重现。

我们跟随着他们的讲述，仿佛回到那个现场，看到他们研究出怎么吃骨头，如何与猪争抢西瓜皮，甚至也直接看到了历史风沙下的白骨残骸。

王兵说：

“当你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真的就像夜晚，你站在戈壁滩上看星星，看见死亡的灵光一样，啪啪若隐若现，就像一个个生命，因为我们遇到了这个活着的人，突然让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生命是那样子的。”

对我来说，这就是王兵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

他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生命，并毫不掩饰地把他们推到了我们面前，“逼迫”着我们去凝视着他们，感受着他们。

就像在还没有网络时某个夏天听来的陈年旧事。

在那些平静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热烈过的痕迹。

03

没意义吗？

我们所做的东西对这个时代来说毫无意义......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顺从。人们需要忘掉这些东西，忘掉历史，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王兵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话题：为什么王兵新片入围戛纳没在舆论场上产生水花？

除了纪录片的“小众”。

可能更多的，是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

早前有人问过王兵，在中国做一个电影工作者，他怎么理解这个身份？

王兵的回答是：“尴尬。”

尴尬在于，他感到自己不被这个时代所需要。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曲折离奇”，是“步步惊心”，速食的结果就是小美大壮们横行短视频市场，是读书app替我们看完了经典名著。

而王兵选择平实地看待每一条生命？动辄几个小时时长？

据说新作《青春》三部曲长达10小时

抱歉，“太长不看”。

比如说，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正能量”，需要的是“励志”与“鼓舞人心”，于是一些所谓的“负能量”都会被打上迎合外人的标签。

似乎一个人的苦难，天然就与民族尊严对立。

于是。

王兵也只好无奈地说，自己的作品对这个时代毫无意义。

但真的没有意义吗？

我却觉得，一部王兵们的价值和意义，要超过十部上百部所谓反映现实问题的悬浮电视剧。

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毫无掩饰地看见那些被遮蔽的人与问题。

而这。

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导演为何不计回报，甚至不顾安危地投身拍摄的原因。

比如张赞波的《大路朝天》里。

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着高速发展的修路工程背后的暗面。

比如范俭的《活着》里。

我们可以看到汶川大地震后，激昂的振兴口号之余，一个家庭如何苦苦寻求活下去的希望。

比如周浩的《大同》里。

我们看到了开发古城计划下50万人的被迫搬迁，而雷厉风行的市长随着突然的调职令倾夜消失。

以及王兵的《铁西区》里。

我们看到了铁饭碗已经不再牢靠的当下，黯然的休息室里，工人边听广播，边研究着股票，另寻出路的情景。

而这些。

是我们的电视剧不曾去写，也不会作为主体去写的场景。

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但在五光十色的娱乐场里，他们被失声，被忽略，以至于很多人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

所以这一切记录会没意义吗？

我想，只要还有人观看，它的存在就会有意义。

就像这部《青春》一样。

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远离家乡进入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和你无关。

但他们确确实实地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着，确确实实地在很多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苦闷。

他们的痕迹不能被抹去。

而这。

才是一部电影能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宝贵的纪录。

本日打工人：巴斯特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