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企业喜迎二十大红色故事会之红色往事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出自《论语•卫灵公》，释为：“仁爱而有节操，能为正义牺牲生命的人。现在，泛指爱国而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国庆前夕，我有幸作为前景新缘物业彩虹伞志愿服务队的一员，参与了李桥镇政府党委联合后桥村党支部与北京前景新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共同联办的“党群阵地@你”喜迎二十大聆听红色故事会活动。

主讲老师刘飞鹭，作为一个拥有十三年党龄的老党员，向大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由最初的十几名党员发展到现在的九千六百多万名党员，信念感召向着理想事业不断奋进，用血肉和汗水捍卫了大地的安宁，人民的幸福。从一大到现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一步步刻画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岸身躯和不朽的精神，另我感慨的是革命先驱们为实现理想誓言视死如归，为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硬把血肉之身打造成了钢铁之躯。

一本《红色往事》，一段段镌刻在党旗上的保密故事，一个个烙印在时光里的鲜活身影，我不禁在问：“如果时光倒流，在那个充满硝烟的年代，我或我们会是怎样的？”

坚定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命脉和灵魂，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本源。一九二八年四月，共产党员张宝泉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机关地下交通科的负责人，掌握着绝密信息，对他施以酷刑。在最后一次审讯时，敌人将他暴打二百军棍，打得他全身皮开肉绽，可他硬是咬紧牙关，始终不吐一字，最后敌人向他连开七枪，又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了监狱那高高的围墙。他用自己的铮铮铁骨谱写了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的承诺——誓言永恒。

强烈的忧患意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的保密工作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对国民党右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党员身份和党的核心秘密对国民党和盘托出。当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时，我党几乎毫无防备，损失惨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党吸取了血的教训，严格把握保密与公开的尺度，即保住了党和军队的秘密，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占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华夏大地，这是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先后在南京、武汉发难，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并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进行改组，决定集合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并再次北伐。七月下旬，正在起义工作紧张筹备时，张发奎接到密报，贺龙、叶挺部队“不稳定”。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因此借由开会之名，欲将二人扣留。当时参会的叶剑英是参会者之一，意识到必须尽快将这一情报告知贺龙、叶挺和中共中央。于是，串通几位不知情的与会代表，商量忙里偷闲，偷偷去九江游甘棠湖，借此时机秘密将消息送出，这便是革命历史上的“甘棠湖密会”。在南昌起义前夕，在危急的局势下，经过秘密磋商，叶剑英和贺龙、叶挺决定：贺龙、叶挺二人拒不上庐山；二人的队伍拒不赴德安；二人迅速带部队开赴南昌。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始终把保密当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才夺取了革命的胜利，直至今日的辉煌。

严格的纪律约束

没有铁的保密纪律，就没有党的秘密安全。在故事《保密已成习惯》中，邓颖超讲述了周总理在南昌起义期间严守保密纪律的一件事：“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分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紧紧地依靠人民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和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围剿”，中央红军能够取得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依靠苏区人民严守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秘密。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人民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扫荡”，主动为八路军、新四军保守秘密，使敌人成了“瞎子”、“聋子”。在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隐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依靠边区人民确保了安全。

在故事《用生命保护公粮》中，描述了群众参与的秋收战斗：转眼就到了秋天，庄稼快要熟了，为给藏在山中的群众带回活命粮，尹灵芝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带人回村“抢秋”。他们从梁家庄、路家庄拿着镰刀，赶着牲口，翻山越岭，熟一片，割一片；割一片，打一片；打一片，运一片。

持续的技术对抗

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保密技术工作”的概念，那时保密技术非常原始，主要是采用密写技术，通信联络采用代号、隐语。一九二八年，中央开始培养无线电和密码通信人才。一九三零年一月，中央在上海第一次秘密开通对香港的地下电台联络。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称“豪密”。从此，党的密码通信诞生。

在故事《长征路上的译电员》中，歌颂了李质忠同志和机要科的三十多名同志不畏艰难，保证电台联系的畅通和密码电报的及时处理。为保证电报的时效性，他们经常是边行军边工作，电报一来，立即找一隐蔽的地方译出送给首长。周恩来曾指示他们，所有的电报要抄两份，一份存档，一份送毛主席阅。李质忠在长征途中，除了背自己的行李外，还要背一个装有电报稿和机要工作工具、字典等的小木箱。

在当今世界，信息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国家秘密的存储、处理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网络信息跨国式的流动，网络安全即意味着国家安全。

领导的率先垂范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身，是党的秘密。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中央规定，党组织及党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党内一切工作联系，必须采用“暗语”和“代号”的保密方法。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林伯渠、彭素民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此信托人带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毛泽东。”信中的“毛石山”即毛泽东当时的化名。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力由重庆转往南京，居住在梅园新村。周恩来亲自安排，让代表团机要人员与他同往梅园新村三十号，机要人员住楼上，自己住楼下。刚开始，机要人员担心影响周副主席休息，提出不同他住在一起。周恩来对他们说：“与我同住一院，是为了你们工作安全保密，是党的事业需要，你们安心住下来工作吧。我对你们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保密；第二要准确；第三要迅速。只要你们能这样做，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算得了什么？”住地周围，国民党特务机关布置了十多个据点，日夜监视代表团的一举一动。为了安全保密，周恩来亲自安排将秘密电台架设在二楼一个隐蔽的壁橱内，又架设一部大功率电台做掩护。每当收发电报时，周恩来都守候在一楼，为机要室站岗放哨。

六个关键词给予了我或我们从创造到发展，从建立到守护的智慧体系。身处和平年代是幸福的，但前辈给予的启发却是深远且不失时代感的。志士仁人坚定理想信念，时光荏苒，未来定不负所期。

——企宣部 张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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