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占领「冠冕堂皇地掠夺财富华尔街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

那些参与“缔造财富”的金融机构的权贵们，用金融资产搭建了一座债务金字塔，将“财富”魔术般地变了出来，然后以虚拟的超额利润，收取超高额的管理费，制造了一个个完美的庞氏骗局——不断用后来之人的钱，去填补前面的窟窿。当借款人开始拖欠债务或者无法偿付贷款时，泡沫破灭，“财富消失”，流入富人的腰包。

1．美国“最聪明的人”怎么赚钱？

在美国，什么人能每年赚到过百万美元呢？除了CEO大老板等，就是律师和银行家（对华尔街从事交易、基金管理等金融服务的统称）。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职业本身都没有创造一分钱财富，只是将已有的财富重新分配而已。那他们不生产财富，凭什么要拿这么多呢？这要从一个朋友的遭遇谈起。

几年前，我的朋友露西在纽约出车祸，伤了颈椎。保险公司评估后，愿意支付2万美元赔偿费。露西去咨询律师，想了解赔偿金额是否合理。哪知道律师自告奋勇地接了这个案子，还信誓旦旦地说，保证至少能获得20万美元的赔偿，并且事成之前不用她花一分钱。露西还以为碰到了“活雷锋”。

这个官司一打就是5年，最后赢了，获得赔偿金20万美元。露西高兴万分，却没想到，赔偿金额是四六开，律师先拿了8万美元，律师费另计。露西接到律师楼厚厚一摞账单，她大吃一惊：出庭费每小时500美元，面谈每小时250美元，日常案头工作每小时200美元，总计10万美元律师费！最后到她手里的，依旧是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律师还算“客气”，没让她倒贴。大家都看到了吧，在整个事件中得钱最多的就是律师。

下面再讲两条新闻给大家作个参考。

第一条大新闻：加拿大政府将几大烟草公司告上法庭，索赔3500亿加币！索赔的理由是烟草公司刻意隐瞒、销毁科学研究报告，致使加拿大政府的医疗费用每年多支出上百亿加币。被销毁的报告指出吸烟对人体之害堪比海洛因，不但伤害肺部，而且更容易得心脏病，还会引起脑溢血、糖尿病，严重者将丧失免疫能力，而且对无辜的二手烟吸入者伤害更大！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美国政府聘请律师团状告烟草公司的“世纪官司”，牵涉金额达6000亿美元，震惊全球。人们本以为美国政府真要给烟草公司一点颜色看看。可烟草公司不是省油的灯，哪会等着被宰，它们花费巨资请了实力雄厚的大律师团，跟美国政府“硬拼”。很显然，烟草公司更胜一筹，结果就像O.J.辛普森的案件那样，以律师颠倒黑白的本领使这起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也只是在香烟的包装上加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以及增加了烟草税。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政府的官司费用由纳税人埋了单，烟草公司的律师费和烟草税，通过香烟加价，最后还是由消费者承担。而律师就这样将几千万美元的律师费轻松人袋。这次加拿大政府起诉烟草公司，想必又是如此这般。不管怎样，最大的赢家肯定还是数钱数到手发软的律师。

第二条新闻是针对高盛的CEO兼董事会主席布兰克费恩的采访。200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水深火热，几百亿美元就一夜蒸发，高盛却宣告当年可望成为“最赚钱的一年”，奖金数额将创历史新高，平均每位员工可获得70万美元的红包。对此，美国各界反应强烈，一片不满之声。布兰克费恩在电视上为奖金问题辩解说，不给高薪就留不住“天才”。即使在金融危机远未过去，绝大多数人的投资依然大幅缩水之际，华尔街仍然可以支取比2007年美国经济顶峰时期还要高的薪酬。

大家都知道，美国律师是赚钱机器，但是跟华尔街的银行家一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经过这次金融危机，人们总算看到了大大小小麦道夫分配财富的能量。这些年，随着美国监管机构取消对银行经营的限制，各种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财富也就越来越容易从大众的口袋里“被分配”进华尔街银行家的口袋里。

这样的财富分配机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一批批“最聪明之人”被华尔街的巨额收入所吸引，参与制造惊人的泡沫，进而伤害实体经济，危害社会大众。不知道如此的戏码要演到何时才结束？

有句话说到点子上：普通老百姓是羊，华尔街就是狼！希望华尔街的...

很多人想在股市上赚钱，有的还跑到华尔街去。还是省省吧，没有特殊背景，最好别想了，没办法，谁让华尔街那些“财狼”是最聪明的人呢。当你脱光了衣服回家时，那些银行家们正在兴奋地点着从你口袋里剥削出来的钱呢。

2．华尔街的金融大脑——犹太人

先给大家猜个谜：有一位将一家纺纱厂变成庞大投资金融集团的犹太裔美国人，他公司的股票在30年间上涨了2000多倍，他拥有的A股股票的价格早在2年前就超过了每股10万元。和他吃一顿饭的最新成交价格是211万元。至今，他身上还保留着犹太人的许多特性：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精于计算，注重价值；勤劳节俭，积极参与慈善等。他是谁？——他就是无数中国人崇拜的“股神”——巴菲特！

我曾有个犹太同事尤尼，他是哈佛大学教授，被我当时所在的投行请来做金融产品资深顾问。虽然只和他一起共事了几个月，我却从他那儿学到金融最本质的东西。他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令我终生难忘！

“话说，有一个亿万富翁，全家要出去度假一周。在出去前，他去银行贷款5000美元。银行的业务员问他准备拿什么做抵押。他说他有一辆劳斯莱斯，不知行不？劳斯莱斯？‘当然行啦！’那个业务员脱口而出。于是，当场拍板成交。”

听到这儿，我不禁问道：“他那么有钱，为何还要借5000美元呢，借钱是要付利息的呀。”尤尼笑着说道：“Got you！（卡住你了吧！）”

原来，他们全家出游，如果将劳斯莱斯轿车交给保险公司的话，至少要付50美元。而他向银行借5000美元，当时贷款的短期利率是每年18%，等于只需花20美元的保费（利息）；而且银行的车库还比一般保险公司的车库更保险。不得不服，这个犹太人真是太精明了！

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就对周围的犹太人特别留意。有时，中午没事我一个人在公司周围遛遛，发现犹太人也是华尔街的一大景观，特别在纽约证交所周围。他们一群一群的，戴着黑色高帽，两耳边上各垂一根小辫，身着黑大褂子，黑眼睛、黑头发、皮肤白皙。

后来，渐渐地明白，犹太人就是“The Brain of the Wall Street”（华尔街的大脑）。华尔街80%以上的投资产品，都是犹太人发明的。放眼全球，不夸张地说，犹太人几乎掌握着这个世界大部分的金融命脉！

美孚公司的创始人、第一个拥有资产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资本家、世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也是位犹太人。洛克菲勒的创业史在美国早期富豪中颇具代表性，他异常冷静、精明，富有远见，凭借独有的魄力和手段，一步步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这正是典型的犹太人性格。洛克菲勒说：“如果把我剥得一文不名丢在沙漠的中央，只要一行驼队经过，我就可以重建整个王朝。”

当然，还有我们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这两位主宰着美国中央银行乃至整个美国金融命运的人，都是犹太裔。说他们两位同时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秩序并不过分。美国的利率变化，什么时候不是全世界央行的风向标？

如果你看过《货币战争》，一本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争议并揭露了无数或真或假秘密的书籍，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号称控制了世界黄金市场和欧洲乃至华尔街金融命脉200年的传奇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

他们被称为“大道无形”的世界首富，号称拥有超过50万亿元的财富。“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暗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准，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权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书中的这一描述，似乎也是对犹太裔人特性最为露骨的描述。

还有一些我们相当熟悉的名字，什么摩根家族、雷曼兄弟家族等，他们身上无不体现着犹太人的共同特征。其实犹太人是一个人口数量很少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口从来就没有超过2000万，是什么让一个人口如此之少的民族，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犹太人的精神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我的总结是，犹太家族的秘诀——教育为先。

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然而，洛克菲勒家族从发迹至今已经绵延六代，仍未出现没落的迹象，这与他们的财富观念和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息息相关。他们的家族崇尚节俭并热衷创造财富。

洛克菲勒家族的子孙之所以能获得日后非凡的成就，和他们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为了避免孩子被家族的光环宠坏，不管是老约翰·洛克菲勒还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在教子方面相当花心思，并有一套祖传教育计划。例如，父亲鼓励孩子做家务挣钱：逮到走廊上的苍蝇，每100只奖一角钱；捉住阁楼上的耗子每只5分，背柴火、劈柴也有价钱。第三代传人劳伦斯和他哥哥纳尔逊，分别在7岁和9岁时取得了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每双皮鞋2分，长筒靴每双1角。

约翰·D·洛克菲勒是现代商业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创建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巅峰时期曾垄断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另一方面，洛克菲勒笃信基督教，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秉承“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宗旨，捐款总额超过5亿美元。

1882年，他开创了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这个极易聚集财富的结构使标准石油（后来的美孚石油）两年后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洛克菲勒也成了蜚声海内外的“石油大王”。1910年，洛克菲勒的财富已达10亿美元。

在那个时代，他同样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不断抨击美孚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的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它毫不留情地清除所有竞争力量，以巩固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这点恐怕是大多犹太裔人最为让人诟病的地方。

英国壳牌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库斯·塞缪尔也是位犹太裔人。他原本是伦敦的一位运输商，后来进入石油行业，成为英国壳牌运输贸易公司的老板，后来，还当上了伦敦市市长。

1891年，他争取到了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订立的合同，允许他的公司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独家经营里海和黑海石油公司的煤油，为期9年。他所订造的油轮有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增加了许多新的安全措施，比如，油轮具有适应煤油在不同温度下膨胀收缩的特点，使爆炸起火的风险减低到最低的程度等。这与当时航行在美国东海岸和欧洲之间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轮不同。

马库斯的犹太人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1891年夏天，欧洲的一份报纸隐晦地报道，在一个“希伯来影响”下的、强有力的金融家和商人集团，正在试图将油轮通过苏伊士运河。他的举动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相当大的风波。

犹太人从他们的历史中深切体会到，知识就是财富，而且是别人夺不走的财富。历史上，他们曾多次遭受迫害和驱逐，财产被没收，有形的财富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知识不会被抢夺且可以随身带走，教育才是最重要的。”犹太人不焚书，即使是一本攻击犹太人的书。犹太人爱书的传统由来已久，深入人心。在人均拥有图书、出版社以及阅读量的比例上，以色列为世界之最。

严格的家庭教育和系统的财富教育造就了一代代犹太人。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进行着创造财富、累积财富、控制财富的活动。当一个民族可以控制全球石油价格、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还有谁可以忽略这个曾经被嘲笑、被排挤、被压迫，甚至差点灭亡了的民族？

3．亿万富豪的特质

华尔街真像一座淘金者的富矿，绝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成为亿万富翁的梦进入华尔街，希望一夜翻身。然而，华尔街坐拥百万美元者属中产阶级，积累千万美元者也多如牛毛，但是最终身价能上亿元的人却只有百分之一。什么原因？是这些富翁智商特别高？不是！毕竟，能进华尔街的都不是省油的灯。长得特别标致？也不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不是！是他们有背景、有靠山？倒也没有！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靠单打独斗成功的。

明白人会告诉你，想要成为华尔街富翁的前提就一条，必须比别人更“Mean”（卑劣、刻薄），当然，这是指生意上。

我在华尔街遭遇的第一个刻薄之人，是在敲开这扇“门”前的一次面谈中碰到的。那是华尔街的一家大投行，我已顺利经过两轮面谈（第一轮我的直接上司，第二轮我今后的组员）。周五下午四点半，猎头安排我见部门大老板Leonard，只要他说一声“行”，我就能成功闯进去，成为这家大投行的一员。

那天我西装笔挺，像模像样地提前15分钟来到Leonard的办公室。他的秘书进去通报后，让我稍等。我在外面的沙发上拿起一本杂志看，半个小时后，秘书又进去提醒他，我在等待他“召见”。他说再过5分钟，让秘书先走。结果，我一个人坐在外面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又不能贸然闯进去。直到8点，我忍无可忍地敲响了他的门，门那边却全无反应。后来，我还是从猎头那儿得知的，他招呼都不打，早已从另一个出口溜走了。他还振振有词地告诉猎头，我们这儿晚8点到10点下班是家常便饭，这次算是小小的考验。最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关于Leonard的专访，他已经身价5亿美元。

另一件刻薄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同事Ken身上，也令我印象深刻。Ken约好女朋友去法国度假一周，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向老板Sam请了假。可就在放假的前一天，Sam的上司要求Sam交出下一周的工作报告。Sam急了，因为他要去参加一场很重要的高尔夫球比赛，跟他的客户谈生意。怎么办？Sam假装忘了Ken要去法国度假，他命令Ken在周一上午之前完成那份工作报告。Ken为难极了，但面对刻薄的老板，他不得不取消度假，利用周末，按时交出本该由Sam完成的工作。如今Sam也早已是亿万富翁，在怀俄明州拥有大片土地。

富翁们，不但对上下级同事非常Mean，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异于常人。华尔街上好些富翁都是钻石王老五，身边自然不缺美女。但这些钻石王老五认为：

“婚姻是一项长线投资，在某个特定的时候美女提供漂亮的外表，我们出钱获取美色，是多么公平的一场交易。不过，美女的美貌会逐年消失，就像豪华车，车的价值在到手后的一瞬间就已经‘Depreciation’（贬值）了，而我们的钱却往往会越来越多。用我们的行话，每一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美女交往属于‘交易仓位’(Trading position)，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不宜长期持有。”

所以，华尔街那家著名的美女社交俱乐部生意兴隆，富翁们隔三差五去那“租用”美女。纽约州前州长、华尔街著名律师斯皮策就是那儿的常客，按美女的等级支付租金，每晚五千到五万美元不等。

俗语“一滴水可以看一片海洋”，从这几件“小事”不难看出华尔街富翁的特质。一如周立波《笑侃大上海》最后那个段子所述：“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不要面孔的……不缺德哪里赚得到这么多钞票？！”

有句中国老祖宗的话说得好，“为富不仁”，就是华尔街富豪们的特质体现。

4．CEO的锦囊妙计

路透社曾在北美各大财经网站作民意调查，请大众投票是否该给北美公司CEO（首席执行官）高薪。

CEO是公司董事会选来为公司掌舵的，对公司和广大的股东承担着信托责任，其好坏关乎公司的命运，多拿些钱似乎无可厚非。假如没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或许，人们对CEO拿多少钱无所谓。日本、德国和北欧CEO的薪酬通常是普通员工的5倍，最高7倍，其他欧洲公司最多10倍。而北美公司CEO的薪酬高于员工20～30倍，华尔街的CEO与员工的薪酬比则高达50倍，甚至上百倍，似乎有些离谱。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华尔街的CEO无视企业和广大股东的利益，把信托责任丢在一边，大玩风险游戏，致使公司面临倒闭，非得要靠纳税人来挽救。即使到了被赶下台的地步，滚蛋之际还要掠走几千万、上亿美元的“奖金”，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奖金”是奖励他们采用不道德的手段剥夺社会财富，以最大限度地榨取个人利益的金融大鳄？

我在华尔街多家大投行工作过，无论是在Town Hall会议上听公司的CEO作大报告，还是在圣诞聚会中与他们握手寒暄，感觉他们个个能说会道，讲话富有号召力，这就是他们的领袖魅力吧。

十年前，我从多伦多回纽约，受聘于当时一家正红火的ECN公司。这家ECN公司由高盛、美林等26家大小投行投资2亿美元组建，从ECN的鼻祖Instinet（公司名）里面挖了一大批人，包括CFO（首席财务官）大卫，成了我们这家公司的CEO。

当时的公司规模还小，只有150名员工，大卫每天上班都要在办公室巡视一周，跟每个员工打招呼，鼓励大家好好儿干，说ECN是华尔街的大趋势，我们不久都会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还隔三差五带我们到餐馆去聚餐，感觉他就像个部门经理，和大家相处得非常随意。

有一次晚餐聚会，带着酒意，我大胆地问大卫，你们CEO究竟干些什么呢。大卫可能也喝高了，他告诉我们：“这本来是秘密，今天我告诉你们，讲个故事吧。有家公司新来了个CEO。刚下台的CEO临走时，递给接班人三封编了号的信封说：‘别担心，如果今后你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按顺序打开这几个信封就行，记住，一次只能打开一个。’”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了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原来美国也流行这个。

只听大卫继续说道：“开始的六个月一切顺利。但六个月之后销售业绩开始下滑，市场危言四起，股价也跟着下跌。这位新CEO感到了压力。就在他束手无策时，他想起了前任留下的信，便拉开抽屉，拿出了第一封信。他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句话：‘Blame your predecessor.’（责怪你的前任）”

“于是，新CEO立刻召开记者招待会，巧妙地把目前销售业绩的下滑，归罪于前任留下的问题，他正在着手解决，销售额就会回升的。他的话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公司股价开始回升。”

“又过了六个月，公司产品出现了不少问题，销售额还在继续下降，股票再一次大跌。这次，他迅速打开前任CEO的第二封信，只见纸片上写道：‘Reorganize’（重组）”。

“新CEO立刻对外宣布，公司将大幅度裁员25%，重组部门。市场会立刻有所反应，公司股票迅速反弹。”

“又过了几个月，该公司实在撑不下去了。这位CEO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第三个信封：‘Prepare three envelopes.’（准备三个信封吧）”

大卫讲完了，大伙哈哈大笑，我最为佩服的是，大卫自我调侃的幽默感。

原来只当这是个笑话。可“9·11”后我们公司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怪市场，接着一批批裁员，最后，公司被纳斯达克以5亿美元收购，我所在的部门全部下岗。大卫却拿到一笔5000万美元的遣散费。散伙那天，我们收到他的一封电邮：“我退休定居西班牙了，今后你们来西班牙玩，我做东。”

5．在华尔街，道德是奢侈品

特有正义感的人不适合华尔街，就算你是天才，也很难爬到顶层，不信听我讲个真实的故事。

岱璠曾是我手下，我们在BRUT（公司名）ECN（电子通信网络，业务组）一起开发管理网上自动交易系统。他来自斯里兰卡，是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系的高才生，被微软挖去屈就了三年，一拿到绿卡，便冲华尔街而来。

华尔街令岱璠大开眼界，特别是金牌金融分析师，只要嘴皮子动一动便大把美元落袋。但是，转行当一个金融分析师谈何容易，除非有华尔街前辈的提携，否则只能按部就班一级一级朝上爬。岱璠利用业余时间奋战六年，先攻下了MBA，又考出CFA（特许金融分析师）。按当时媒体的宣传，一旦拿到CFA，就可以平步青云了，这证书就像一把金库的钥匙，岱璠想象着大把百万高薪的职位正在前方恭候。

或许太多人看到了媒体的夸大宣传，又有太多的人涌入华尔街，特别是大批“考试机器”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纷纷拿到了CFA，于是，百万高薪的职位骤然缩减。结果，等岱璠成为CFA，颇费一番周折才找到初级分析师的职位，基本薪水不升反跌，所幸老板承诺奖金不封顶。

上班第一天老板发给他一个“黑莓”牌手机，必须像妇产科大夫那样24小时在线待命；每天埋头在成堆的文件数据中，做收入分析、现金流量评估和研究资产负债表；天天为大牌分析师至少写三份报告，给那些大师对投资者发布“买入”、“卖出”和“持有”的建议提供参考。真是“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

累一点倒也没什么，由于岱璠的分析和建议对股价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往往建议“买入”一只股票时，股价会神奇般地上涨。而当建议“卖出”一只股票时，股价便鬼使神差般地下跌，仿佛他在指挥股市上下起伏，这种满足感使岱璠忘记了疲惫，感到付出有了回报。

然而，岱璠渐渐发现他时常不得已地作假。有一次，他手上一家客户要给员工配股定价，上司指定岱璠必须降低这一客户的评级。但根据那家公司的财报分析恰是买入的大好时机，应该是“Strong buy”（强力推荐买入）。他已经退一步给了“买入”的建议，被他那“金牌分析师”上司大骂一通：“客户是上帝，你他妈不想干了。”没辙，岱璠通宵研究数据，总算找到一个作假的“卖出证据”，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那家公司的股价跌去4.5%……

岱璠这才深深体会到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那句口头禅：“Revenue is nothing，margin and profit is everything.（营业额不算什么，利润才是一切）”

很快，岱璠又遭遇到“道德的挑战”。有一家牛奶公司的财报收入一栏很漂亮，这倒不奇怪，因为是全北美第三大牛奶经销公司，但利润却不怎么样，股价当然上不去。这家牛奶经销公司便出巨资，请岱璠的公司作出“强力买入”的评估，以提高股价。

岱璠接到任务研究了几份最新的科研报告，发现东方人，特别是东方成年人根本不适合喝牛奶，因为体内的基因无法吸收牛奶中的营养成分。更由于现在的奶牛普遍使用化学饲料，所以东方人喝牛奶会敏感。难怪我周围许多哥们儿移民北美后，时常呈现“痛哭流涕”状，妇女长年饮用牛奶甚至可能得乳腺癌。即使西方人多半由于营养过剩，喝牛奶对增强体质也没多大作用。

岱璠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一戒杀生，二不能打妄语。这回触到了他的道德底线，无论上司怎样逼他，硬是写不出“买入”的报告，结局当然是下岗走人！这下岱璠反而轻松了，还是干他的老本行——电脑工程师。

金融分析师被公司雇用了，就得听公司的，而公司收了客户的钱，就得听客户的，哪怕得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只要有利润赚就好。

所以，在华尔街，道德是奢侈品。

华尔街的规则就是“丛林法则”，有道德的人在这个原始丛林里无法生存，道德就像小兔子，弱小而毫无防御能力。

举个华尔街雇佣关系的例子。此前我在华尔街混迹的16年中，普通员工每年都有一个业绩的评估，按一、二、三、四、五评等级，一是最好，五是最差。

我先说一下，评估是怎么进行的，它包括老板对你的评估、同事对你的评估和客户对你的评估，然后打个总分。

评到五是最差，基本上有5%到10%的人被评到五。拿到五的人，你不用跟老板说了，收拾东西自觉走人吧。

因为，如果你要等到公司来裁你，以后就惨了。在华尔街一旦被裁员，这是个坏记录，华尔街的其他金融系统就很难再进去了，相当残酷。

评到四的人，过了三个月、六个月，要是业绩不见起色，别人对你没有明显的好评，差不多你也可以走了。

现在，华尔街基本上有10级到12级，评上1级，职务和薪水也会跟着升。这听上去挺不错的，但这就和跳高一样，级别上升了，跳高的杆就往上挪了，明年的时候你必须得跳过这个高度，你明年跳不过去的话，就下来了。

华尔街用这个机制，把每一个人用到极限。

CEO也一样。我曾经在CSFB（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当时母公司瑞士信贷有两个CEO，一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上司叫大刀麦克，另一个是来自欧洲的CEO。

大刀麦克，在华尔街相当有名，也是一个铁腕人物，但一山难容二虎，竞争的时候他失败了，就下来了。

我后来到美国银行任职，当时的CEO也是赫赫有名的，叫路易斯。这个老板从小做起，一直做到在华尔街能“呼风唤雨”。但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在跟美林银行兼并中，他被美林下了一个套，最后连董事长、CEO也当不成了。

整个华尔街大体都一样，像雷曼兄弟，它在华尔街曾是前五名的投行，但金融危机中亏了十个亿，没有银行贷款给它，拿不到十个亿。老板那个时候给巴菲特打了几个电话，也没有救他。雷曼兄弟不是高盛那些圈内的，说让你倒就让你倒，华尔街的规则就是这样。

在华尔街，完全不可能用道德去约束。有道德的人，在华尔街是没办法生存的。因为你是与狼共舞，你要跟他玩，你只能比他更狠，你想生存，就要比他更厉害。

中国现在跟华尔街接轨，也在跟华尔街投行打交道，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把它当狼看，对它一点也不能客气，否则就会沦为它嘴里的羊。

谨记：华尔街就是来掠夺你财富的，不是来帮助你生财的！你要是更厉害，就去掠夺华尔街的财富！

6．谁支撑了高盛的狂欢

每到年末，华尔街投行红包的大小，总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财经新闻。年景好的时候，各大投行报出的奖金数额一家比一家高，好似炫耀战绩一般：“美林平均45万美元”、“雷曼平均50万美元”、“摩根平均55万美元”、“高盛平均60万美元”！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华尔街将发放多少奖金更为大众所关注。原本以为闯下大祸的华尔街应该有所收敛了，没料到，高盛率先高调报出公司31000名员工，人均有望人账70万美元，将创下高盛公司136年历史的最高值！令人跌破眼镜！

殊不知，美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不过5万美元，而华尔街人单一个红包，就接近普通上班族平均年收入的15倍。华尔街闯下连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的大祸，使大量无辜的民众丢掉饭碗，但发起奖金来却依然毫不手软，这种可恶的情形能不令人愤怒吗？

迄今为止我在华尔街扑腾了近18年，前后在大大小小5家投行干过，清楚地知道媒体这种“平均式”的计算方法很不准确，有误导之嫌。在这儿先晒晒自己这些年的收入吧。

1994年10月，我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闯入银行家信托。那时，新人进华尔街起薪5万美元上下。而我由于身份的关系，需要公司担保才能合法工作，我的起薪是3.8万美元。虽然比市场价格低了一些，但这是潜规则。由此可知，需要担保身份的员工，比持有绿卡和美国籍的人就少挣了25%到30%。我自然毫无怨言，反倒因为一举闯入白人的天下而兴奋不已。以为只要身份问题一解决，自然就“同工同酬”了。

以电脑金融软件开发管理进入华尔街的中国人最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常年专做金融软件开发，10年后薪资到达顶点，一般为10万美元底薪，再加2万到3万美元奖金，总收入约为12万美元上下，然后随着通货膨胀的速度增长。不过，如果运气不好遇到金融海啸，也有可能减薪。一般来说头5年的收入增长最快，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上升，如果每隔两年再跳一次槽，五六年之后，薪水便可翻番。

而在华尔街做金融产品模型的专家，特别是美国名校的数学、物理、电机工程博士，他们15年前的收入，比金融软件开发管理人员的薪资要高一倍以上。后来，由于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了这个领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目前，10年工作经验以上的模型专家，薪金比金融软件工程师高约50%，总收入为18万到20万美元。

以金融专业进入华尔街的高才生，大多从事证券分析、风险控制和金融产品交易等操作，他们的底薪和做金融产品模型的差不多。但是他们的奖金上下幅度很大。年景好时，可以拿到相当于底薪的半年甚至一年的奖金，也就是说10年经验以上的，总收入可以达到25万美元上下。

这些年，华尔街上纯电脑的职位，几乎全外包到印度、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因此，在华尔街做电脑软件开发就必须懂得金融，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由于我业余选修了大量的金融课，加上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我可以算半个金融专家，几年前转为投资系统资深顾问，年收入与金融产品模型专家不相上下。

写到这儿大家不禁要问，好像你所说的这些人中，还没人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呀？是的！这就是华尔街上绝大多数普通员工的收入状况。而在华尔街能拿到奖金平均数（约50万美元）以上的，不是MD（董事总经理）以上的高管，就是大牌的交易员、金牌分析师或者高级基金经理，他们每年的红包动辄百万美元，千万上亿也稀松平常。这些人还不到华尔街总人数的2%。可见，这种所谓的平均奖金，是华尔街不到2%的人所得的遮羞布而已，普通人根本就别想。

各个投行98%以上的中低层员工的年收入，表面看上去是比其他行业高出不少。但他们成年累月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周末甚至节假日也经常加班加点。按美国其他行业员工的加班费是基本工资的2—3倍来计算的话，那些奖金只不过是“加班费”而已。所以，华尔街上的普通员工，若按单位小时计算的话，并不比其他行业同等专业的人多赚多少，再加上华尔街工作压力巨大（调查报告显示，华尔街工作十年以上的员工，平均寿命缩短五年），这些奖金根本是得不偿失。更何况华尔街动荡的工作环境，令普通员工的奖金得不到保障，一旦经济不景气，奖金就成了遣散费。

针对美国大众对华尔街巨额奖金的不断质疑，高盛董事长兼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振振有词地辩解道：“我们干的是God's work（上帝的活儿）”。言外之意，他们的高额收入名正言顺。真是“见过无耻的，可还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

200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金融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是资产证券化。然而华尔街投行最赚钱的，恰恰就是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的业务。在这个证券化的过程中，华尔街2%的那些稀罕动物，把垃圾包装成黄金，譬如次贷证券化。他们钱赚得越多，广大投资者的亏损就越大。大众的金钱，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了自称“为上帝工作的人”的口袋之中。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高盛那些金融大鳄究竟干了些什么样的“上帝的活儿”。

高盛2009年头三个月的赢利分为四类：

(1)金融咨询：3.25亿美元；

(2)股票销售：3.63亿美元；

(3)债券销售：2.11亿美元；

(4)交易和资产投资：100亿美元。

大家请留意，最后那个100亿，比华尔街传统业务总和都要多得多，这个100亿就是高盛的赢利魔术。自从那次金融危机以来，高盛从纳税人口袋里得到了以下的救助：

(1)TARP：100亿美元；

(2)美联储：110亿美元；

(3)FDIC：300亿美元；

(4)AIG：130亿美元。

总共是640亿美元。如果没有640亿美元的救助，高盛就将与其他很多银行一样，绝对无法活到今天。高盛在危机的最高点，获得了这些救助资金，并且再一次利用20～30倍的高杠杆，借到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资金，一跃而成为当时最有钱的银行。而后利用这些钱在股票市场崩溃和各类资产最低价时，大量购进。随后在美联储、财政部以“营救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名义，投入了23.7万亿美元的资金，再将那些资产重新膨胀，从而获利于用纳税人的钱在最低价时购进的资产，创下赢利纪录。而纳税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活儿”。随后再把所赚得的利润的一半——210多亿美元，脸不红心不跳地笑纳进自己的口袋。

高盛是华尔街投行的典范。为了平息大众愤怒的情绪，高盛后来表示，公司30位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将不接受2009年的现金奖励，改以股票代替现金。

这些年来，我国内的亲友常劝我回国买房子。他们热情地帮我算了笔账，说我每年奖金一拿就是半个百万，十几年积累下来早该是千万级的富翁了，在国内花500万人民币买个好房子，不就像买棵大白菜一样嘛。无奈我总得大费口舌解释一番：我可不是千万富翁，我那每年50万美元的奖金是“被平均”出来的，实际上我拿的只是普通人的奖金。很惭愧，国内的房子，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的房子，我可真买不起呀！事实上，由于房价和生活费用高，在纽约曼哈顿生活，18万到20万美元的年收入，也就只是个中产阶层而已。

7．嗜血时代的投行家

曾经，高盛、摩根、美林、花旗、雷曼，这些华尔街上最闪耀的名字，家财万贯的投行家，它们因贪婪而入场，也会因贪婪而出局吗？

2010年1月13日，华盛顿，国会大厅。

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四位银行家：高盛董事长布兰克费恩、摩根大通董事长詹姆斯·迪蒙、摩根斯坦利董事长麦晋桁、美国银行董事长莱恩·莫伊尼汉，貌似真诚而庄严地举起他们的右手，在“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召开的首次听证会上，承诺所说的一切均是事实，没有欺骗和谎言。

距金融海啸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现在才来调查和听证，美国政府的效率显然不高，但是，这种努力聊胜于无。这次听证，起码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激烈的辩论中，将他们置于道德审判席上，可以管窥那些高高在上的金融家们的思维模式。面对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以及华尔街“嗜血高薪”的谴责，他们首次集体承认在金融危机中未能负起应有的责任，但显然对自己的行为并未流露应有的歉意。这些拥有人类最高智商和最佳口才的金融家们振振有词地辩称：金融危机更像是一场飓风，没有人能够预知它的破坏力；而自由经济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收入跟赢利能力高度挂钩，并且“金融界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承受减薪惩罚”。

这些毫无诚意和悔意的言论，真令人大跌眼镜。

尽管，美国金融业在政府救援下，暂时摆脱了2008年的崩溃局面。但在经历了一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26年来最高点附近，众多破产者依然处在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华尔街又迅速燃起了原本式微的嗜血本性。如果不是因为越来越愤慨的舆论压力，华尔街高管们在粉饰2009年财报的同时，早就等不及地发放高额奖金了。据称，美国各大银行已经拨出500亿美元，用于奖金派发。即使受限后的奖金，摩根大通公司员工也将平均每人进账46.3万美元，而高盛员工口袋里的这个平均数字，将高达59.5万美元。在许多普通投资者一年前的创伤正渐渐平复的同时，华尔街高管的“高薪门”无疑又在大家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诚然，金融是现代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无可替代的杠杆，只有金融才能如此高速地聚集巨大的财富，也只有金融才能如此有效地支配资源。然而，金融也是一个环节众多的链圈，每个环节都承担着影响全局的风险，它的破坏力和创造力一样影响深远。掌握着巨大资源和能量的金融家们手中的权力和所负担的责任远不对称。

即使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替罪羔羊们已经轰然倒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幸存下来的投行大亨们却变本加厉，少了许多竞争对手的当权派赚起钱来更加得心应手。他们更愿意沾沾自喜地谈论股价的强劲反弹，利润的快速回升，却鲜见从骨子里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或者对金融监管及风险控制进行推动。

只要这种将“人祸”看作“天灾”的观点，在投行大亨心目中还是主流，就不可能避免下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政府所做的努力、舆论的监督、各阶层的反思，长远看来，还将有重要价值。摩根斯坦利已经宣布开始改革薪酬制度，让奖金与利润和股价，而不是与交易额挂钩；与会高管也纷纷承认过度放贷的责任应该由政府监管者来承担，但监管者缺乏足够管理市场的权力，未来应该积极探讨这方面的可行性。这些积极的信号，正如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菲尔·安吉利迪斯所说的那样，制度和信誉的重建，非一朝一夕完成，但希望的火花，总是在一次次摧枯拉朽的博弈中迸现。

高盛CEO布兰克费恩——失色的金字招牌

恶劣经济环境下的出色业绩，并没有为高盛掌门人带来似乎应有的声誉。作为一名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投行大鳄，布兰克费恩赢得了政府援助和市场，但作为连续多年全球薪酬最高的职业经理人，他也赢得了无边的怒火。

听证会上，当另外三位银行家保持缄默或应有的谦和时，高盛董事长兼CEO布兰克费恩却在慷慨陈词，与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利迪斯针锋相对。

安吉利迪斯：“去年高盛为何强迫AIG对低于票面价值的债券提供全额赔付？”

布兰克费恩：“我从未收到过监管机构有关降低掉期合同价格的要求。在我能够回想起的任何对话中，我都对此毫无印象。”

安吉利迪斯：“高盛让AIG为次贷抵押证券埋单，你不认为这无异于出售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然后再给买家买一份保险？”

布兰克费恩：“我们很抱歉这种交易导致一些人亏钱了，但这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践，直到目前这种产品仍有需求。”

安吉利迪斯：“投行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你们为何还要向员工发放巨额奖金？”

布兰克费恩：“高盛还未公布今年的奖金计划。当然，股东赞成员工分享利润成果，自由经济收入跟赢利能力挂钩天经地义，并且我们大部分员工在经济危机中没有错误，不应接受减薪惩罚。”

这些软硬兼施的钉子，令调查委员会两个小时的质询大打折扣。

无疑，布兰克费恩的同行在暗暗叫好，因为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却又担心公众反感的心里话。

金融危机逐渐远离之后，这位秃顶、一脸滑稽相的小个子男人显然已经成为各大银行家的主心骨。

与此同时，鉴于高盛强劲的赢利能力，以及人们对它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的怀疑，高盛和布兰克费恩成了华尔街贪婪的象征。

《滚石》杂志作家马特·泰比甚至将高盛描述成“一只缠绕在人性面孔上的巨大吸血乌贼”。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布兰克费恩反应镇定，行动有如长袖善舞，赢得了政府的支持，高盛合伙人的追捧，以及股神巴菲特的援手，并获得了高额利润。

作为6790万美元的年薪纪录保持者，布兰克费恩也成为众矢之的。基于所有这些积极和消极的理由，英国《金融时报》把他评选为2009年“年度人物”，他俨然已经是后危机时代投行家的代表。

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吸血乌贼，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只敏锐、锋利、善于趋利避害、抓住兔子绝不撒手的秃鹰。

多年来，布兰克费恩的行事逻辑里，一直是目标和业绩导向。出色的业绩，让他摆脱了纽约布鲁克林区穷小子的身份，也让他在信奉丛林法则的高盛集团步步高升。

一方面，布兰克费恩为股东赚取了源源不绝的利润；另一方面，他所承受的这些批判，更多因为他在为他的团队——高盛400名合伙人、3.7万名分析师和交易员们争取薪酬福利，在他们心目中，敢于面对政府压力而直言不讳的布兰克费恩，不啻于一个英雄。

“人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人们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事情。就好比飓风，金融危机就好比一场飓风。”听证会的最后，布兰克费恩还是试图轻描淡写地将危机根源引向不可抗力。这种滴水不漏的谎言，显然也是高盛愿意支付他年薪6950万美元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心知肚明，这场飓风不是大自然酿成的天灾，而是他和他的同行们共同制造的人祸。

物极必反，尽管后危机时代的投行家们依然充满傲慢与偏见，依然追名逐利，但更多的华尔街人士开始意识到，没有舆论的支持，金融家们的金字招牌将逐渐黯淡无光。在越来越多的公众看清楚，高杠杆冒险衍生品和高额奖金制度带来的恶果时，华尔街也必然不能再像繁荣时期那样为所欲为。这里不会永远是冒险者的乐园。

摩根斯坦利董事长麦晋桁——冒险家落幕

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位投行老兵的价值观。从危机前过分追求杠杆利润的冒险王，到危机后过度强调风险控制的保守派。麦晋桁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与听证会上针锋相对的布兰克费恩相比，66岁的投行老兵麦晋桁低调得多，他没有对过去的一切进行喋喋不休的辩护，并且承认：“当时，许多金融公司的杠杆水平过高，业务风险过大，且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在环境迅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有效管理这些风险。”在同行慷慨陈词之时，这位黎巴嫩裔的投资大鳄，脸上明显写着冷漠和意兴阑珊。

2010年1月1日，从摩根CEO上卸任，仅担任董事长的他，也许已经厌倦了投行里的这些纷纷扰扰。对曾被业界称为“刀锋麦晋桁”的他来说，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和最坏的时光都已经过去，能在后危机时代正常地退休，已经比许多半路戛然而止的金融大亨们体面得多了。他的继任人詹姆斯·戈尔曼能够独当一面时，麦晋桁便可功成身退。

他在摩根经历了两起两落，真可谓是摩根的救火队长。金融危机前，麦晋桁可是一个永不认输的冒险王。

麦晋桁对高风险高利润的追逐在华尔街一向名声在外，像众多华尔街精英一样，麦晋桁的冒险逐利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他是黎巴嫩的移民，在家里排行第六。在一个以经营杂货铺为生的家庭中，麦晋桁通过自己努力加上天赋，进入了常春藤名校之一的杜克大学。1972年，麦晋桁以债券销售员的角色加盟摩根斯坦利。

华尔街生存法则，从来都是胜为王，败为寇。麦晋桁争强好胜的性格，跟华尔街丛林生存法则简直是完美的结合。他既凶猛无比，又头脑灵活，债券销售战绩辉煌，短短4年便升为副总裁。在交易厅二十几年的磨炼，使麦晋桁看准了债券交易大有赚头，特别是衍生债券。他领导公司致力于衍生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常常在交易厅大声尖叫：“我闻到水下的血腥了，赶快给我杀呀！”

过去，麦晋桁是个实实在在的金融冒险家，一直都以追逐高收益为目标，在2008年后，他的风格转型之快，与其一贯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以前对传统银行业务不屑一顾的金融巨头，开始致力于从各方面人手降低公司经营业务的风险。摩根斯坦利重新把自己定义成控制风险的开展多种业务的银行。在这个新的体系中，麦晋桁加紧了服务于个人投资者的经纪人团队的建设，而不再是仅仅着眼于对公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麦晋桁明白，在全球金融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刻，个人业务虽然利润较薄，但是风险却是可控的。比起那些大起大落，动辄上亿的高风险业务来说，这些传统的业务才是摩根斯坦利的生存基础。麦晋桁甚至还有了要开立摩根斯坦利分行及设立自动取款机等，方便个人投资者的服务的念头。

所有事情都有过犹不及的一面。此时的麦晋桁虽然意识到风险要尽量控制，但是却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的一年里变得风声鹤唳，极为保守，因此错过了许多机遇。

相反，在此期间，摩根斯坦利的对手高盛，重新拾起了债券交易和汇率交易等高利润的业务，把公司业务在一天中允许的最大损失调到2.45亿美元。同期摩根斯坦利只是允许1.54亿美元，并且将杠杆严格控制在11倍以上，而一年前的数字是33倍。结果，高盛成为金融危机后最大赢家，率先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实现了赢利，摩根斯坦利却迟迟没有起色。2009年第三季，摩根斯坦利终于扭转了连续三季亏损的局面，但市场上对麦晋桁的谴责却此起彼伏。多数人都认为在需要冷静时，他为追逐过高的利润而不顾风险，直接导致了摩根斯坦利在2008年第四季度严重亏损。而在需要冒险的时候，他又过于保守，错过了许多本该属于摩根斯坦利的机会，让公司的利润经历了整整三个季度才勉强由负转正。

2010年1月1日开始，麦晋桁不再留任摩根斯坦利的CEO。这位在摩根斯坦利工作了超过30年的老臣，每次被访问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好的决策，就是在1972年加入了摩根斯坦利”。是的，经过了这么多年后，麦晋桁的名字已经和摩根斯坦利分不开了。

但是，在公司业绩刚有起色时，66岁的CEO麦晋桁就宣布退位，有人猜测这是摩根斯坦利董事会给他之前的“政绩”算的一笔账。在高风险的投资领域，要获得高额的利润，就必须承受额外的风险。很多高利润的投资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和平时代，这些投资给银行带来比传统业务要高上数倍的利润。当人们对高额利润，进行无止境的追逐而逐渐显露其贪婪本性时，过高的风险可能会把之前获得的全部利润消耗殆尽！这就是华尔街金融风暴的故事，这就是那些华尔街“精英”所做的事情！

即将卸任的麦晋桁，望着他那些在金融危机中身败名裂的同辈——雷曼兄弟的福尔德、花旗的普林斯、美林的奥尼尔，那些和他一起促成了这场危机的人，他会想些什么呢？是庆幸还是愧疚？或许，他会暗自庆幸，因为风雨过后，摩根斯坦利仍然存在，他自己也得以“体面”下台。

戈尔曼：安静的影响者

作为麦晋桁的继任人，澳大利亚人戈尔曼在华尔街仅仅工作了10个年头，而且一直都在做管理咨询和财富管理工作，与麦晋桁相比是风格迥异的一位领导者。麦晋桁会说粗话、摔电话、酷爱办公室政治、大肆装修公司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的总部。戈尔曼温文尔雅，更重视数据和管理，被同事称为一个“安静的影响者”。戈尔曼稳扎稳打的风格受到赏识，显示出摩根斯坦利正在下多大的力气，改变那种躁动不安、孤注一掷的文化，那种以麦晋桁为代表，被金融危机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冒险文化。

1999年，戈尔曼作为麦肯锡金融行业资深咨询师，被美林聘为营销负责人。2006年，他才加盟摩根斯坦利。显然，这位新掌门人缺少销售、交易和投行业务的实际经验（这几项业务收益占摩根斯坦利在2009年前9个月收入的56%），自2009年9月提拔消息宣布后，戈尔曼很少公开发言，他将面临重建摩根斯坦利交易业务的压力。交易业务是最先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部门之一，不知又要承受多大的风险而遭到打压。

8．浮动房贷，能实现美国梦吗？

20年前，我在纽约勤工俭学时，在一家中餐馆送外卖。老板的远亲小刘，刚从福建偷渡过来，不识英文，普通话也说不利索，中文繁体字的报纸都看不太懂，连外卖都不会送，只能在店里负责打包干杂活。别看小刘因偷渡费欠下3万多美元，月收入又只有800美元，连本带息还债至少需要五六年。但他整日乐呵呵，哼哼邓丽君的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还常学着某部剧中的一句话：“不要担心，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今后一定会有大别墅，孩子一大堆。”

是啊，多少人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追求着传奇般的美国梦。他们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梦想成真！

后来，小刘从打杂做到厨师助手，最后做了炒锅，每月收入2000美元。6年后，他还清了偷渡费，还跟一个同乡的衣厂女工结婚，生了一男一女。10年后，竟然以“一胎化”为由，申请到“庇护”绿卡，在美国安顿了下来。唯一的遗憾是体现美国梦的大别墅姗姗来迟。可以想象，他的收入跟老婆打工的钱相加一年不过三四万美元，除去每个月的日常开支后几乎所剩无几，想要买一栋独立大屋，在正常情况下，简直犹如天方夜谭。

小刘眼看周围的好些亲友申请到了贷款，买下大房子。要强的他也去银行申请，却被银行拒绝了。尽管，银行开始放松信贷，但他们夫妇的年收入实在太低，银行告诉他连最次级的贷款都办不下来。

到了2004年，小刘的同乡中间奔走相告：“超低息的房贷，不查收入，不查信用，人人可以买房子！”他听了眼睛一亮，连忙去银行申请，顺利得简直无法想象！他贷到40万美元，每个月只需支付1.25%的利息，合1333美元而已，比他们的1500美元的房租还要便宜。他和老婆毫不犹豫马上买下40万美元的独立房子。虽然房子旧了一些，也不是什么好地段，但总算“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买下房子不久，小刘给我来电话，激动地告诉我，美国真是个神话世界，居然想什么来什么！他兴奋地请我到他的新居去玩。我一听很纳闷，我知道他们的收入状况，怎么买得起40万美元的房子？

到了小刘家，为了表明他真的拥有了大房子，居然把信贷材料拿给我看。我仔细一瞧，小刘的贷款合约属于当时的一种金融新产品，叫“Option ARM”（选择性浮动利率房贷）。这种房贷在头5年不用还本金，支付低利息即可（就像信用卡一般）。当时房贷的浮动利率是3.25%，小刘选择（其实是银行替他选择）了每月支付1.25%的利息。5年后那少付的2%的利息将加入到40万美元的本金之上，然后再连本带息支付贷款。我不禁替他担忧，5年之后他能付得起吗？！

我将实情告诉了他。他大吃一惊！他老婆当场哭了出来。第二天他去了一趟银行，回来后兴奋地给我来个电话，叫我不用担心。银行说了，房价肯定每年都会朝上涨，像他这样的房子5年后说不定能涨到80万美元，到时候大不了把房子卖了，不仅还了银行的钱，还至少“赚”个30万美元，怕什么！

我本想告诉他，房价是不可能一直上涨的，但又不愿伤了他，只能祝他好运了。

后来，我的担忧成了现实，与2004年相比，小刘那个区域的房价已经跌去了25%。目前，银行的房贷利率是6.5%，再将2%利息全部转为本金，他的贷款增加到42万多，小刘必须每月拿出2528美元来支付房贷，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税后收入。

警醒的一句话：“Option ARM”是银行家的美国梦，却是低收入者的噩梦啊！

9．富人高额利润的来源

2011年年初，前华尔街资深银行家柯翰(Cohan)针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其渊博的行业知识和见解，调查写了《金钱与权力》（Money and Power）一书，揭露了高盛是如何掌控全球金融命脉，不择手段搜刮全球财富，并养肥了高盛集团400名高层合伙人。当然了，高盛只不过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魔头代表，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可以形容它：地狱空了，所有魔鬼都在这儿了！

想要知道魔鬼的真面目，就让我们从欧元区讲起。自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债务问题已发展到极端危险的程度。欧元这一能够与美元抗衡的货币地位，已岌岌可危。欧元与美元一样，是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时被销毁，由此形成债务货币。

看看希腊的债务危机吧：

当希腊政府把债券卖给欧洲央行进行筹资时，这种“借钱”方式等于变相增加了货币供给。鉴于欧元区统一货币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同样饱受公共债务困扰的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向欧洲央行“借钱”，它们借到的欧元不是白送的，而是要偿还利息的。它们借的钱越多，利息就越多，也就必须借更多的钱来偿还之前的债务。当债务与货币捆绑在一起，其必然结果就是债务不断增加，直到这种债务货币遭人唾弃。

2011年5月7日，有德国媒体报道宣称，希腊政府已提出退出欧元区并重新推出本国货币的可能性。随后希腊更进一步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欧元区的骨牌效应即将开始，即只要欧元区成员国中的任何一员拒绝使用欧元，其连锁反应势必导致欧元区解体。欧元区多个成员国都想依赖欧洲央行来化解政府赤字与债务危机，但欧元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富国（如德国、法国）和相对较“穷”的国家（已发生危机的几国）搭伙过日子。试想，富人和穷人搭伙过日子，这能成吗？

如果欧元区解体，谁会最高兴？——正是掌握“美元”这一武器的美国啊！美元可比核武器强大多了！如果说，欧元寿终正寝之时，就是美元除去心头大患之日。

为了达到独霸全球财富的目的，华尔街借助金融危机猛烈打击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欧元。经过重新洗牌的华尔街，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垄断了世界资源，这使得贴上“新自由主义”标签的高度自由化、市场化的美国经济模式——华尔街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模式得以在全球推广。而这种模式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扭曲了供求关系，使华尔街能够以吹大经济泡沫的方式劫掠财富。这一掠夺财富的招数，美国在新兴市场更是屡试不爽。

以中国为例。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家思想精髓，被华尔街演绎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并为此打开国门，积极引进外资及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方法，以期使人民过上好日子。华尔街瞄准这一时机（高盛的前CEO保尔森，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利用中国“脱贫”的迫切需求，将掠夺之手伸向太平洋彼岸的中国。他们拿出惯用的伎俩，首先大肆唱空中资银行和中国股市，趁机掠夺。

2002年12月，高盛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为40%，成为亚洲最差的银行。到2003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高盛、穆迪和里昂证券纷纷对中国银行系统进行警告，一再强调中资银行不良贷款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将毁坏中国经济的改革成果。那些西方媒体和金融机构众口一词，在国际国内大造声势，尽其所能地贬低中国银行业。

转眼到了2003年年底，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定为BBB级，是“可投资级”中最低的级别；还把十三家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定为“垃圾级”，以便国际金融财团在股权收购交易谈判时，拿到谈判的价码。

2004年1月6日，当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并注资450亿美元的消息后，立刻引起海内外舆论及业界的极大关注，“恶狼”闻风而动，进攻的机会终于来临，国际卡大财团自2005年开始，纷纷打着帮助中资银行改革的旗号，大举挺进中国，为争夺中国这块蛋糕的战争，打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我们来看看，这些打着友好旗帜的“金霸者”，是如何吞噬中国资产的。

在摩根斯坦利的穿针引线下，美国银行于2005年注资中国建设银行30亿美元，占建行9%的股份，每股定价仅仅0.94港元，2008年再从汇金公司手中增持了60亿股，追加至19%。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在香港，以每股3.92港元售出2.5%的建行股，账面获利13.3亿美元，建行股当日立刻下挫5.84%，香港恒生指数跟着下跌0.53%。同年5月12日，美国银行又以每股4.96港元售出35亿建设银行股，获得73亿美元。美国银行不到四年，从中国建行获利接近10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达200%，还不包括每年几亿美元的红利！

2005年，高盛亲自出马，拉来了安联和运通公司，它们共同出资37.8亿美元人股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约10%的股份，把股价定在每股1.16元，截至2009年2月底，它们抛售套现了99.2亿美元，账面获利61.4亿美元，回报率也高达162%。

此后，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总共在中国银行投资87.8亿美元，其入股时的股票定价仅为每股1.22元，套现后总共获得的利润却高达41.35亿美元。中国银行证实，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09年年初将它所持有的108.1亿股H股股权全部抛售，离禁售期满还不到半个月，中国银行连续遭遇3个外资大股东减持股权。

而汇丰银行早在2004年就捷足先登，向交通银行注资17.5亿美元，占有该银行18.6%的股份，总共持有93.1亿股，并在2009年2月底前套现56.6亿美元，账面获利39.1亿美元，回报率更是高达223%。

那些国际金融大财团就是高盛所谓的“外资战略伙伴”，它们与中资上市银行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是让它们在适当的时机，以最低的价格获得中资银行的股权，而它们通过上市的游戏大捞一笔之后，就乘上装满战利品的海盗船，扬起风帆撤走了。中国银行业成了它们的取款机，肥水全部流到了外人的田地里！由此可见，华尔街的上市游戏以及它对定价权的垄断，是何等厉害的武器！

高盛给中资银行开的那张“药方”，是打着帮助中国银行业改革旗号的糖衣炮弹。究其缘由，中国人民太善良，并且因为他们自身善良，所以他们眼里看到的也全是善良的人；而那些华尔街机构，因为自身是豺狼，所以在它们看来，别人也全是豺狼。它们撕咬别人时，场面越残酷，它们就越过瘾，血腥味越浓，它们也就觉得越香甜。指望它们心慈手软？根本不可能！

到最后，当打扫这片哀鸿遍野的战场时，望着满目疮痍的景象，我们的心在滴血！那些国际金融大财团在抛售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之后，总共获利接近236亿美元。而这四家银行2008年的利润总额为2953.7亿元，平均年增速达30.5%。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926.42亿元，同比增长33.99%；中国银行实现净利润635.39亿元，同比增长13%；交通银行实现的净利润达到284.23亿元，同比增长了38.56%；而中国工商银行的净利润高达1107.66亿元，同比增加36.3%。

虽然这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增幅巨大，可是很遗憾，真正分享高额利润的又是谁呢？不是广大的中国股民和四大商业银行本身，却是吃肉不吐骨头的华尔街豺狼。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美国银行抛售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之后，依然拥有它10.75%的股权。也就是说，美国银行还要搜刮走中国建设银行10%以上的净利润，数额接近100亿元人民币。据最保守估计，仅仅一年之内，外资机构从中资银行身上剥夺的利润就超过1万亿元，约合1471亿美元（按1∶6.8汇率计算），再加上其他抛售股权所得的236亿美元，外资机构总共掠取1707亿美元。

这是一笔怎样的巨款呢？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笔巨款足以收购3家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大型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可以用于拯救美国三大汽车巨头9次以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拥有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一直是中国海军的梦想，而这1707亿美元，足可以购置15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包括上面的全部舰载飞机，使中国海军一举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以前，各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反抗帝国主义无耻掠夺，靠的是极端的模式——拿起武器，发动战争。现在，掠夺没有停止，抵御在继续，只是敌我双方的武器变了，是无硝烟的战争。在当代的战场上，敌我双方是以不见真刀真枪的金融手段为武器，进行激烈的格斗，而战场上血迹斑斑、烽火四起的场面，与真实的战争毫无区别。无论战败方是谁，收拾残局的感觉都会让人痛彻心扉。

“小盗窃钩，大盗窃国。”被外来“强盗”窃取了巨额国家财富，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来说，这口恶气都一定要出。我们也需要同样拿起“金融”这一武器进行还击。正如那时正值金融海啸酝酿阶段，中资企业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大举收购海外股权资产，准备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结果却不熟悉国际规则，收购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损失惨重。

归根结底，金融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尽快招募、培养经得起国际金融市场考验，并具有爱国心的金融从业人员，是准备走向国际的中国银行业和金融机构的当务之急。否则，中国作为买方就会因辨别不清金融产品的风险，而只能就市场走势和专业知识等问题去咨询作为卖方的国际投资银行。那国际投资银行就好像老鼠掉进大米缸，怎能不使劲吃呢？

10．“忽悠”大众的财经数据

与美国唇齿相依的加拿大，随着企业赢利每况愈下，失业率也节节上升，申请破产的人数比例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房价自然也和美国一样，一年前开始下跌，然而，“跌破眼镜”的是，有个统计数字却显示加国房市“逆市反弹”。

2009年6月15日，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指出在过去四个月中，全国的平均房价从一月的最低点恢复了16.4%，破纪录到达32万上下，比美国的平均价格19万高出了近40%！这个统计数字令人大惑不解。难道作为美国难兄难弟的加拿大，房价却会在全球的危机中独善其身？

统计学对人类人口的统计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不管是哪儿的人，成年人再高不会高过3米，1米以下的人是凤毛麟角；而体重超过1000磅和不到50磅的人也几乎绝无仅有，存在的概率和中六合彩差不多。但是将统计学运用在经济学上，有时就好似将苹果与橘子作比较，会误导大众。

几年前，我在华尔街十大投行之一做“中层干部”。一年底，媒体报道我们公司“平均奖金”是50万美元，“坏事传千里”，我周围的亲友都祝贺我，“一个红包就是半个百万富翁了！”而事实上呢，虽然那年我的年底业绩评估还拿了个“A ”（属于“劳模”级），可拿的红包只是公司“平均奖金”的20%而已，难以启齿。探问周围的同事，红包大小多半儿比我还少。后来才知道，我们公司一个特级销售经理的红包就是1个亿，那些CEO、CFO、CTO，及几个基金经理的红包是千万以上。就这样，我们的钱都“平均”到他们的腰包里去了。而我则“被平均”成了半个百万富翁！

事实上华尔街90%的奖金被1%的人拿去了，而这种将我们5万～10万的红包和他们千万上亿的红包放在一起的统计方式，就像将一头大象和一万只小蚂蚁加在一起算平均体重那样。CREA的统计方式就是如此，它是用MLS（多重上市服务机构）上所有重售房屋来计算的。比如，只要有一栋1000万的房子售出，就会将其他1000栋售价在30万的“平均房价”抬高到31万（上升了3.33%）：（1000栋×30万） （1栋×1000万）=31000万，而31000万／1001栋=31万。’就这样，由于这段日子的加国的富人对豪宅的需求上升，便推高了再售屋的“平均房价”。

其他的指标就露出了CREA统计数据的破绽。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字，2009年上半年加拿大的房屋价格下跌了11%；而按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新屋价格指数显示，2009年6月的房价比2008年9月下跌了3.2%，当然这几个统计数字也不能反映整体房市的全貌，但至少靠谱多了。

另外，看一个统计数据要注意是从哪个部门发布的。就像咖啡公司请人研究喝咖啡对身体的影响，其结果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就像问理发师要不要理发，得到的答案永远是YES，即便你是光头。

而美国的标准普尔的房价指数相对来说就比较靠谱了，它是将相同地区类似的房子，如类似的居住空间、风格、卧室数量等作为统计基础。

不同机构很容易利用不明就里的大众将财经数据拿来为自己所用。财经数据是哪里发布的？参考依据是什么？如何来解读都很有学问，读者们要多长个心眼。

11．华尔街的鬼马游戏

2010年，金融界曝出一大令人震惊的丑闻，因巴菲特的前得力助手索科尔(Dave Sokol)涉嫌内幕交易，令巴菲特也卷入内幕交易的丑闻中。巴菲特和索科尔都将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讯和调查。

现年55岁的索科尔，作为巴菲特的左膀右臂，一直被外界视为巴菲特的准接班人。他自称首次以每股104美元，打算购入5万股路博润(Lubrizol)公司的股票，但买到2300股时，觉得不值得花时间去管理区区几千股，便决定抛出。至于第二次买入其股票，是因为他很喜欢路博润，认为它值得长期持有。

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却在3月14日以9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路博润公司，该股票3月底收盘价133.96美元，粗略估算，索科尔每股赢利了30美元，浮动赢利近300万美元。索科尔主动报告了这些交易（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违法），巴菲特也力挺索科尔，说他早就知道此事，索科尔的做法似乎无伤大雅（潜台词：不必大惊小怪）。

其实，但凡在投行做过的都知道，投行从业人员，甚至其家属，他们所有的证券交易账户只能在自己公司内部开设，而且时刻被监管部门监控，更不能随便交易与自己公司有业务或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证券。在买卖之前必须先向监管部门申报，在获得了事先批准后才可交易股票，否则就是内幕交易。轻则罚款被裁，重则坐牢。为避免麻烦，笔者在投行工作这些年，关闭了所有的证券交易账户。特别是近两年，笔者专做证券交易监控，更深知索科尔的行为绝对属于内幕交易，而且属于“内幕交易初学者”的水平。

这恰恰印证了巴菲特自己说过的名言：如果你看见厨房里有一只蟑螂，那里面肯定就不止一只！华尔街是金钱世界，人性中的丑恶一面，往往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使得多年来内线交易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例如大名鼎鼎、最具权威的美国成功女性之一，时尚女王玛莎·史都华(Martha Stewart)，也因涉及内线交易而坐牢。她曾是时装模特儿、股票经纪人、作家、杂志主编、两档当红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时尚女皇，在过去二十年间她是出版界的领头人，资产高达10亿美元。2001年12月28日上午，她所持有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股票受重挫，就在前一天，她将手中的那些股票全部抛出。其实对她来说，那只不过是区区45673美元，相对于10亿美元资产，还不是零头的零头吗？结果，她被查出利用内线消息图利，最后因妨碍司法公正被判处五个月徒刑，外加罚款以及禁止她任职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执行董事长五年。

而另一起内线交易案则充满了谍战片色彩。2001年，年仅36岁的古登伯格( Guttenberg)，任职于瑞士银行的证券部，身兼执行主管和机构客户经理，是瑞士银行投资审议委员会成员。每个工作日上午1 1点，瑞士银行投资审议委员会的审议分析师把评估后的股票升、降级推荐信息发布给投资者，以便他们作出“买入”、“卖出”和“持有”的参考。与众多投资银行的分析推荐一样，瑞士银行的升降级建议被投资者密切关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价的走向。

瑞士银行内部有80个人能在开会之前看到评级推荐信息，古登伯格是其中之一。当时古登伯格欠了好友埃瑞克·富兰克林(Eric Franklin)25000美元。古登伯格想出了一个不花分毫就能还债的办法。而富兰克林则掌管着贝尔斯登公司旗下的一支对冲基金，肩负快达资本对冲基金的证券经理。两人约定，古登柏格将瑞士银行的股票评级信息提前透露给富兰克林，后者则提前在市场上操作买卖，赢利两个人分成，古登伯格赚取的部分，将用来偿还富兰克林的25000美元。

古登伯格不可谓不知法，这从他与富兰克林之间充满了“007”色彩的联络方式中便可见一斑。从古登伯格知晓瑞士银行的股评到正式发布，中间只有一天时间，也就是说，从透露消息到交易完成只有短短的几小时。根据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的起诉书记载，古登伯格和富兰克林为此专门购买了抛弃式手机，还编出一套联络暗号，靠发送短信来传递消息、安排见面和支付现金的时间与地点。谁知这样的交易一发不可收，次数越多，牵涉面越广，金额也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这起内幕交易被称做“瑞士银行阴谋案”，最后被揭露。

在华尔街另一家百年老字号投行摩根斯坦利，则是一起夫妻档的联袂阴谋，被称做“摩根斯坦利阴谋”。26岁的冉迪·克洛塔(Randi Collotta)时任摩根斯坦利的律师，她与同样是律师的丈夫克里斯托夫·克洛塔(Christopher Collotta)联合起来，由她将所知道的公司并购交易消息透露给在佛罗里达的好友马克·杰曼(Marc Jurman)，由杰曼掌管的基金在佛罗里达进行操作买卖。克洛塔夫妇则从其交易的赢利中提成，仅仅2004年到2005年的一年间，就非法所得60万美元。

不过，以上这几件内幕交易案，要是和全球顶级金融财团瑞士银行(UBS)在金融危机期间涉嫌参与操纵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LIBOR)一事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在这里，先浅析一下什么是LIBOR？从事金融业的人都知道，LIBOR是世界市场上最活跃的利率，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指标之一，像利率期货、掉期交易以及欧元和美元的价格，全都以LIBOR来确定。由于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LIBOR不仅适用于英镑，也适用于美元、瑞士法郎、日元和加元。在丑闻发现之前，该利率被认为最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的资金需求状况。

每天上午伦敦时间11点整，英国银行家协会将从16家银行（瑞士银行、美国银行、巴克莱、花旗、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劳埃德银行、荷兰合作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三菱东京银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苏格兰皇家银行、西德意志州银行、法国兴业，笔者曾在其中3家任职）搜集各家银行从美元到瑞士法郎等10种货币的拆借成本。LIBOR的期限从隔夜到一年，然后被纳入统计表，去掉最高和最低部分得出平均值，当天的LIBOR被确定下来，之后送往全球各地的交易所。银行相互之间提供的利率全天候都在变化，而LIBOR被固定于24小时内。一般来说，瞬间利率和拆息率的差异非常小，尤其在短时间内。

那么，现在要谈一谈什么是LIBOR丑闻。这一“奥秘”就在于多家报价银行串谋操纵LIBOR，当英国银行家协会收集完报价，在去掉极端报价之后进行平均的当口，被做了小动作，这一恶劣行径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导致操纵者从中疯狂地渔利。

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这恐怕很深奥，或者说很不容易理解。但人们容易理解的是，银行通过改变和操纵利率，能使衍生产品的价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从而获得巨额收益。因为全球有超过36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和公司债券，都视LIBOR作为基准利率。一个小数点后人为的数字变化，其获取的回报都是天价。

在原先的金融资本市场中，信用的基石是诚信，市场主体中的一方必须信任另一方将履行诺言。比如放贷方必须信任借贷方有能力偿还贷款，投资人必须相信他们能看得见投资回报。失去了诚信，等于失去了灵魂，就好似一旦牛顿三大定律是错的，那么以这三大定律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还能可信吗？现在LIBOR被操纵，那么与之相关的360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也就全出错了！

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在同一时段内所有赢家所赚的钱，与所有输家所赔的钱相等；衍生品市场只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创造新的经济价值。银行操纵利率获得了巨额收益，那么谁在亏损呢？当然是参与这一市场的广大投资者。

深深叹口气，在当今的世界金融市场，真正的诚信已荡然无存，华尔街富人为了自己的高奖金，简直无所不为，而且他们丝毫不感到羞耻。比如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次贷危机迫使它倒闭，在遭遇清算的过程中，竟然发现其公司账上有1亿美元。清算公司要问了，你不是倒闭了吗，怎么账上还有1亿美元？雷曼说，这是今年年底派发奖金的钱。奇怪，你连公司都保不住了，哪来钱发奖金，居然有1个亿？雷曼傲慢地回答，我们华尔街就是这样，1亿奖金雷打不动要发，至少得1个亿；要不是碰上我倒闭，奖金就可能是几十上百亿！潜台词：奖金不超上百亿，不如买块豆腐撞死得了。至于投资者的损失，那可不关我的事儿，只要有钱落人我的钱包！

12．最大的庞氏骗局——美国国债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揪出了把庞氏骗局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华尔街投资专家”麦道夫。说真的，这个几百亿美元的骗局还真不算什么，有个骗局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而且还和我们中国有直接的关系。容我慢慢道来。

转眼间，以“We can change！”（我们能改变）而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台之时，美国民众甚至全球民众，对他都充满了希望，希望奥巴马能改变美国，进而改变全世界，兑现他竞选上台的口号。

然而很遗憾，奥巴马在这几年的执政期间，他付出的所有努力几乎无任何成效：目前已经跌了四年多的房价还在下跌，失业率依旧高企，政府赤字越来越庞大，所推行的全民健保计划又将不了了之，渴望收拾华尔街，却被华尔街反咬一口。当中期选举结果出炉时，不难看出，全美民众对小布什的政纲眷恋依依。为此，2010年年底，奥巴马不得不铁青着脸，面对电视镜头向民众宣布，要把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再延长两年。

重新走回小布什的老路，当然令奥巴马很不爽，那是他黔驴技穷的无奈。既然大家喜欢退税，那就接着退吧，反正只剩两年的煎熬了。然而，作为雄心勃勃、梦想成就一番伟业的总统，这不能不说是奥巴马的一大悲哀。结果，不仅使奥巴马的支持率大大下跌，还必须执行政敌的退税政策，令他在自己的政党内越来越孤立。

众所周知，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果欲望不受制约，就像美国政府，已发展成不依据腰包里有多少钱，来规划政府的花费，而是任由欲望无限膨胀，没有钱借了钱也要花，由此形成巨大的财政赤字。没有钱花怎么办？只有两条路，要么开源，要么节流。

可是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开源如增加税收，节流如裁员和关闭公共设施，似乎都行不通。那就只有再借钱，而且政府借钱开支，并不会立刻影响公民的利益，反对的呼声便相对较弱。

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美国政府早已欠下一屁股的债，用“拆东墙去补西墙”的借钱方法，前提必须是经济有起色，要表现出实力和信用，才能让别人放心地借钱给你用。

所以奥巴马政府只能先粉饰国内的经济，以减税退税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即个人获得退税增加消费，企业通过减税降低成本雇用新人。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说法，降低税档，不意味着国家税收收入的降低；相反，减税将提高人们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可以充实国库。国库充实，才有更多的余地来执行赤字性的财政政策。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

但事实却是，减税是人为的税务政策，首先，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息，比如小布什的减税政策，给房地产泡沫添加了燃料；其次，减税的同时应该控制财政赤字和压缩开支，但布什总统却拉开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费，把巨额债务留给了奥巴马，即加重了毒瘾的程度（借贷消费）。

无论如何，减税的结果将间接地造成美元汇率上升，这一方法百试不爽，也就是说，减税的效果，能够使庞氏骗局继续玩下去。因为美国政府能够借到巨额的外债（如欠中国、日本等国的巨债），政府只需印钱，又由于中国低廉的商品出口美国，使美国公民在低通胀的情况下，享受高质量的产品。如此一来，美国政府便成功地把自身的危机，转嫁到别国公民身上（比如，中国目前的高通胀就是后果之一），欠债由别国公民来还，届时再以弱势美元来稀释债务，何乐不为呢？

目前，美国国债已超过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每个纳税人欠15.5万美元（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从小布什欠债12万亿美元，到奥巴马结束第一任时，政府欠债就将达到1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后每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将负债5万美元！而长期以来，美国国债的平均收益率为6%，单单支付利息，就已将近1万亿美元。可是美国政府目前的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如果加上通胀的因素，或许能使收入达到2.5万亿美元。试想一下，美国的债务利息就已经占其收入的40%了，今后继续这样的债务游戏，就将变得越来越艰难。

而那16万亿美元还只是美国政府所欠的债务，要是再加上美国公司和私人累计欠债的话，那总额更是天文数字！根据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如果按照美国现有人口3.05亿来计算，人均欠债为70万美元，每个家庭（按一户3.1人）欠债21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家家都是千万“负”翁。

但美国人着急犯愁吗？非也，美国早已玩到了最高境界：欠债的不急，“债多不愁”，欠得越多越不急，反倒是债主犯愁。难怪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一次有个记者问巴菲特，美国天文数字般的外债今后怎么还呢？巴菲特回答：美国的经济就是借贷经济，不断借债，不断消费，由此推动经济发展。而当一个13岁的小孩问巴菲特，爷爷，你不断借债消费，你借的债，将来是不是要我们还啊？巴菲特回答那个小孩说：好好学习，让你的孙子替你还债。

看来美国人学到了“愚公移山”的真谛：“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他们可能真觉得这个最大的庞氏骗局将能永无止境地玩儿下去。事实是，美国的赤字消费造成的天量国债，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怎么收场，等着瞧吧！

13．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华尔街的真相？

过去12年间，资深银行业分析师迈克·梅奥(Mike Mayo) 一而再地呼吁卖出银行类股，对于这个几乎所有个股评级都是“买进”或“持有”的行业来说，梅奥的建议算是异类。梅奥对银行类股的不利评级经常让他陷入麻烦，这些麻烦来自银行、客户以及梅奥那些不愿意疏远这些公司的老板们。梅奥在书中描述了在他大叫“卖出”后发生的各种争斗、受到的指责以及电话威胁。此外，梅奥还为解决银行业问题提出了他的建议。

让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江湖中人”是怎么说的吧。

持负面观点会让你在银行业交不到朋友。我做了20年的银行业分析师，这期间我的工作就是研究上市金融企业并判断哪些公司可以作为最好的投资选择。我的研究对象还扩大到机构投资者：共同基金、大学捐助基金、公共员工退休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拥有大笔资金的机构。而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特别是最近5年来，大部分大型银行都不能算好的投资对象。确切地说，它们在这段时间里表现极差，股价跌幅达到50%、60%、70%，甚至更多。

分析师本应作为金融系统的巡查员——认真研读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告诉投资者们正在发生的真相是什么。如今华尔街上大约有5000住所谓卖方分析师，其中5%左右追踪研究金融业，他们所监督领域的美国企业总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

不幸的是，一些分析师基本上扮演了拉拉队的角色——唯恐给他们所在机构添麻烦，唯恐疏远了他们研究的公司或是惹怒了自己的上司。华尔街上的卖出评级比例一直维持在5%之下，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然而随便一个MBA-年级学生都能告诉你，如今市场上95%的个股都不可能赚钱。

多年来我一直在指出银行业的一些问题——如业务风险过大、银行员工薪酬过高、放贷太过宽松等。其结果是，银行管理层们对我愤怒大喊、刻意疏远、大加嘲弄或是威胁采取法律行动，目的只有一个，要说服我软化自己的立场。

看看金融领域内部发生的事情——看看那里存在的让人顺从或是闭嘴的压力——或许能够让你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屈从了。而这或许能够解答一个问题：为何在过去10年间，尽管本应有许多警告信号出现，但经济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危机打击，令市场猝不及防？

作为一个分析师，如果不能同管理层接触获得一对一的内幕——通常这是投资者付费看分析师报告的原因——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分析师不如他或她的同行。高盛在这方面算是走在了前面，在行业里有些与众不同。我刚刚开始追踪这家投行，因此几乎没有能够利用的现成关系。当我向该公司一位联系人表示我希望与管理层有更多机会会面时，他告诉我，他们并不是对我另眼相待——他们对所有人都这样。当我再次提出会面要求时，我收到一个信息，说我们需要“谈谈”。

就像一个被老师训斥的学生那样，我被告知，管理者的时间是用来为公司赢利，而不是用来同二十几位追踪研究他们的分析师聊天的。像我这样的分析师应该耐心等着。另外，这位“看门人”增加了一条（对此，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应该感觉无法忍受）：高盛在考虑是否允许分析师同管理层见面时，会考虑分析师的立场、影响力和对公司的了解程度。他说，“换言之，我们会对你们进行评估”。

——摘自梅奥《华尔街的叛徒》（Exile on Wall Street）

身在华尔街，怎么看美国经济的走势，尤其是华尔街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很难看清，因为身在此山中。如果跳出来，稍微懂行你就明白，目前美国经济的关键，其实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房市为中心，以高负债和失业率为基本点。只要这三个问题不解决，金融危机就远未过去。

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像我们小时候玩儿过的跷跷板那样，压下去这头儿，跷起来那头儿。美国的财政赤字、欠债消费早已达到天文数字，眼看着玩不下去了。但要减少财政赤字，即意味着政府减少开支、减少大型基础项目、减少个人消费，那样失业率就会进一步上升；而失业率又是房市的最大杀手，房市进一步下跌的话，负资产家庭将越来越多，“法拍屋”也跟着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将继续沦陷，各行各业都将进一步受损，金融危机就会进一步加深。要是设法减低失业率，目前现存的私人企业举步维艰，都成了“总裁”，总在裁员，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政府。实际上，这些日子美国政府成了最大的雇主。但这是以增加开支、投入基础项目为前提的，政府又没有钱，便只能提高税收和继续借债，那么财政赤字肯定继续上升，两头怎么都无法摆平。所以，危机还在继续延伸。

华尔街不惜一切代价所推动的是一种金融体系，但更是一种垄断的权力体系。当人们对金钱作为中介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时，那些握有权柄的人就越来越乐于创造金钱，并滥用这种权力来决定谁能够得到金钱。但，依靠这一体系创造的并不是社会财富，而是海市蜃楼，房地产泡沫就是最好的例证。

那些参与“缔造财富”的金融机构的权贵们，用金融资产搭建了一座债务金字塔，用光怪陆离的衍生证券，在杠杆的作用下，将“财富”魔术般地变了出来，然后以虚拟的超额利润，收取超高额的管理费，制造了一个个完美的庞氏骗局：不断用后来之人的钱，去填补前面的窟窿。当借款人开始拖欠债务或者无法偿付贷款时，泡沫破灭，“财富消失”，债务金字塔瞬即崩溃。而站立在金字塔顶端“缔造财富”的魔术大师，早就把底层进场的财富装进腰包开溜了，留下一片残垣废墟（无法偿付的债务黑洞）。

华尔街的金字塔游戏，不仅害惨了美国百姓、企业、金融机构、州政府，就连美国联邦政府也被华尔街绑架了。金融危机令布什政府立刻出台救市政策，因为华尔街牢牢控制着信贷发放，这是人们通往金钱世界的唯一途径，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赖于金钱。政府只能发行债券，向全世界举债渡难关。据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特别督察长巴洛夫斯基之前指出，政府一连串的救市、银行纾困等方案，所支出的总额逼近24万亿美元，比美国建国数百年来所有战争花费的总额还要高！合每一个美国人分摊近8万美元，再加上原先分摊所欠的国债3万美元，还有个人债务，如房贷、信用卡等，美国平均每人欠债将高达12万美元！最近奥巴马都不得不承认，美国人已经将子孙的钱都用完了。

我个人觉得，金融衍生产品就像核电站，控制得好，便能造福人类；一旦失控，就会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衍生产品作为金融对冲工具，原本是具有积极正面作用的。但问题是衍生产品被华尔街越搞越复杂，使得监管机构根本看不懂这些产品，也就谈不上监管控制，所以才会泛滥猖獗危害社会。

比如，上次的金融危机引发的次贷，其本身总值不过1万亿美元而已，而被华尔街包装成了2万亿美元的次级债务，进而更“衍生”出65万亿美元的有毒衍生证券再一次涌人房市，将虚拟需求一下子放大了几倍，酿成巨大的房市泡沫。这种衍生证券推出时，全美国不到10个人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作为华尔街监督机构的美联储，竟然没有一个人懂。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截止到2008年6月，尚未结算的场外衍生产品价值总额为64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GDP的10倍，这个巨大的黑洞深不见底。衍生证券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只是将财富用杠杆作用虚拟放大。在账面上赚钱时，就以巨额奖金的形式被华尔街的“精英们”袋袋平安。而一旦破灭，就只能由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即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已经投入2万亿美元救市了；而与此同时，媒体曝出高盛的奖金将要破新高，平均每个员工70万美元。大家看到这儿，应该明白其中的猫腻儿了吧。

普通投资者千万不能为了贪图所谓的高回报，去买自己看不懂的产品。华尔街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人性的贪婪和盲从，是培植它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土壤。因为人的内心深处渴望天上掉馅饼，不花大力气就能赚大钱。21世纪的两大泡沫，一个“点COM”，另一个当今的房地产就是例证。我亲见身边的亲朋资产缩水，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因破产而自杀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我个人的体会，财富就像流动的水，绝不可能静止不动，想守住流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再说当今世风日下，信息绝对不对称，散户跟“庄家”玩会输得非常惨。例如，华尔街大多数的对冲基金回报率都很高，大约30%，钱是怎么赚来的？是通过做局向记者发放假消息，普通投资者盲从跟进，那就倒大霉了，对冲基金所赚的就是你的亏损，因为在一定的时间内，社会总资产就这么多，不进你的腰包，就进他的腰包，谁掌控的资源多，谁就是赢家。如果问我什么投资最好，那就是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投资，学习犹太人哪怕山穷水尽，头脑里的知识谁都夺不去，永远可以为你创造财富。

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开始反思，我们老祖宗的话，如“量人为出，开源节流；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欲取之，必先予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开始在美国流行。我们龙的传人，可千万别觉得这些老话“土”啊。

怎么办？迈克·梅奥在《华尔街的叛徒》中继续指出了一些方法：

要解决银行业问题，我们是应该更多依靠政府监管还是让市场自己找到出路？制定更严格的法规，还是更多依靠资本主义自身的运作规律？目前的状况是，我们选择了这两种方式的弊端，从而得出了最坏的结果。我们采用的体系貌似是资本主义框架，体系中设置了很多没有被严格执行的法规，而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会介入来保护银行不会因他们的错误抉择而受到市场的惩罚。在我看来，这不叫资本主义。

我们很容易弄懂监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之前监管能够到位，那么金融危机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加上救助，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还有数百万人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不过如果监管太强硬，我们可能会丧失信贷方面的创新活力，金融业也会陷入一潭死水。

而且监管的真正问题在于，其效果并不十分好，部分原因在于监管部门考虑问题时总是事后诸葛亮。当今的金融体系，其复杂程度几乎达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变化之快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而监管部门的新规定往往都是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比如禁止某类证券或是某类交易。

更有效的解决方式应该是，让市场依靠自身规律运作。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法规——让银行体系进入蛮荒时代，听任血流遍地，坐视消费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也或许是时代的转变，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更严格地按照经济本质来遵守会计规则，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到2011年，一些银行仍没有详细地披露它们可能受欧洲金融危机影响的证券和贷款规模。解决银行的问题，关键是要增加透明度，让局外人看清楚真相是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新模式首先从会计制度开始：允许银行自由地经营，不过必须确保旁观者能够看到数字（真实的数字）。还要有破产制度：让那些能够从风险中获利的人——包括贷款人、借款人和银行管理者——也要在出现错误时，承担后果。监管方面，美国或许可以借鉴一下伦敦的做法。过去10年里，英国金融服务局——该机构相当于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解雇了大多数员工，然后以更高的薪水聘来了一些能力更强的人才填补空缺。此举使得监管者跳槽去私营部门赚钱的动力不再那么强烈，而且也增加了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了解。

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还意味着，减少银行的影响力。所有监管银行的第三方应该有充分的自由，能够切实起到监督和平衡利益的作用。我的同行们——有着5000多人阵容的华尔街卖方分析师——应该能够首先被选中，充当市场的监督员。做到这一点需要文化的转变，新的市场文化应该能够确保分析师充分依靠自身智慧，对那些对美国经济拥有如此之多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作出独立的评价分析。